《金融危机对应论文【通用28篇】》

金融危机的影响领域也是相当的广泛，从金融行业、地产行业再到气候能源领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论文 1

1.企业融资受限。

企业融资困难是全世界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我国企业的融资更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此导致我国不少企业不能够很好的从市场中直接获得融资，多数的企业便采取银行贷款的单一方式进行融资。而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又有着诸多限制和规定，这更加剧的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企业对投资缺乏科学的分析论证。

由于企业不了解行业的市场走向，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投资项目获利低、甚至是亏损的现象。此外，在没有对投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就盲目投资，一旦企业进入经营阶段就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下。

二、流通企业该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财务预警机制

1.加强流通企业对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

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结合流通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现状，对资金、采购、存货、信息管理等进行严格的责任制。要确保各个业务各个部门互不相容，互相监督和制约。在流通企业的内部控制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资金的控制。建立健全资金审批工作，一切资金的流动都要经过资金支付申请、资金支付审批、资金支付办理这三个环节，层层把关做到对资金流向的有效监控。第二，对采购、付款及存货管理的监控。要制定明确的采购流程，对供应商采取供应商评价制度。同时要根据企业的销售计划和实际销售量合理制定采购和存货计划。第三，对销售业务与收款业务的监控。要科学合理的设置销售与收款业务机构，谨慎的配备有能力的员工。要明确部门的职责与分工。要严格控制销售、发货与收款流程，管理好应收的账目，登记好未收的账目。

2.合理运用企业财务预警指标。

流通企业的预警指标要求：流通企业预警指标的设置要有较强的操作性，要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企业要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的获利情况、偿还债务的能力、未来发展趋势和资金储备能力的指标。此外，流通企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考虑预警指标时应包括：企业的运营能力指标、企业的发展潜力指标等等。当预警指标完成后，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大的市场背景下自行合理调控。下面，笔者就几个重要指标进行分析。

2.1企业的运营资金。

对企业资金的有效监控和管理可以保证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的债务以及盈利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不至于引发负债到期而导致资金流动混乱的情况。企业的运营资金越大，企业大财务状况越稳定，相对的企业的生产活动也就进行的越顺利。但是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也会因此大大降低。所以要将企业的运营资本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且流动性较强的范围内。企业可以参考同行业平均运营资金来制定本企业的运营资金预警区间。

2.2资产负债率。

由于融资渠道困难，多数企业的负债对象比较单一，导致了我国零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这也反应了我国流通企业的偿债风险要高于国际水平。流通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情况及时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偿债的风险。

2.3毛利率。

通过营业毛利率，能够清楚的反映出企业采购成本是否合理，商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同时还能够反应出销售策略是否合理。将每一月，每一季度，每一年的企业毛利率形成数据，就能够看到其变化趋势，帮助企业直观的分析和找出预警超标的原因。

2.4利润的增长率。

利润的增长率可以有效的反应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能力。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过慢，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不利影响，但是企业利润增长率过快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企业可以综合企业发展的各个因素制定利润增长率。若企业的标准利润增长率为7%,那么其预警区间可设置为6.5%到7.5%。

2.5企业的或有负债率。

或有负债率是指可能发生的债务。这种负债率不会直观的表现在企业的负债情况上，但是若不及时注意它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企业的或有负债率越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要设置合理的预警区域，保证对或有负债率的实时监控。

2.6企业存货的周转率。

企业存货的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在采购、储存、运输及销售方面的情况。也能够直观的反映流通企业的运作情况。所以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库存量既安全，又要符合企业的资本投入量。

三、结语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2

1.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特别是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和低利率的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也促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贷者推销住房贷款，与此同时，美国大量居民还可以利用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来获得更多贷款。从2001年至2005年的四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提取了近1万亿美元的“收益”,作为他们日常消费开支。美国的储蓄率为负数，欠债的人多如牛毛，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

2.金融衍生品泛滥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

所谓金融衍生品，指的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这样一来，不仅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了，而且这种证券既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还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流通。也就把住房抵押贷款问题由局部问题变成全局问题、由地区问题变成全国问题，以致全球问题。

3.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失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首先，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股价惨跌，直接对股市大盘造成冲击。受危机影响，去年7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去年9月，世界最大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寻求政府保护；紧接着，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均遭到重创，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这标志着去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终于将美国拖入自1929年以来罕见的严重金融危机。

其次，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从法国巴黎到德国法兰克福再到日本东京，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动荡不已，总体是持续下跌势头。到去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遭到更大压力、频频出现暴跌。

再次，这场金融危机已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受出口需求减少信贷紧缩等不利因素影响，2008年亚洲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低于2007年的7.5%,而2009年这一数字将大幅降至4.9%。被视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数据表明，2008年第三季度，该组织成员国的经济7年来首次出现0.1%的负增长。预计2008年第四季度为负1.4%,其中美国为负2.8%,欧元区和日本为负1%。据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已全面进入衰退。因此，已有学者将这次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三、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面对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互相携手才能将其带来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正如主席2008年10月24日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1.携手抵御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识

首先，美国于去年9月底，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金融救援行动。10月3日，众议院通过这一方案，布什总统迅速签署了这一方案；

10月12日，欧元区15国领导人在巴黎召开有史以来的首次首脑会议，并通过了一项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计划，德、法和英国等国根据这一计划，随即纷纷出台了各自救市举措；10月之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的措施日渐清晰，一场世纪大救援全面展开，从西方7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汇聚美国华盛顿，11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2008年会召开；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到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以及2008年亚太经济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从主要经济体数次联手降息，到各国相继出台刺激经济、稳定金融市场举措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应对举措。

其次，11月22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重振经济信心，保持本地区长期增长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主张，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个招数”。“第一招”,承诺要保持密切协作，采取全面行动应对当前危机。

“第二招”,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

“第三招”,重申“茂物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四招”,认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的成果，支持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主席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内，而不是救助陷入危机的外国经济体和金融机构。

2008年11月5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我国自去年9月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需显著减少，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日益显现的现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公布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和4万亿元投资计划，包括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公布今后两年4万亿元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明确提出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

上述这些举措就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欧日股市进入“寒冬”。辽宁日报。2008年11月22日

[2]APEC四招应对金融危机。新商报。2008年11月24日

[3]世界经济衰退何时触底。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6日

[4]IMP预计明年亚洲经济增长：亚洲4.9%,日本0.2%.新商报。2008年11月26日

[5]杨圣明。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中国社科院研究院

[6]过度创新与金融风暴——初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应对(上).人民日报。2008年11月5日

[7]“透支消费”何时成为危机的渊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8]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哪些警示。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4日

[9]震撼世界金融的60天——全球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纪实。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

[10]总理。坚定信心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在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年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09年1月29日

国际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3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造成全球萧条持续。本次危机是石油+金融复合型的危机，杀伤力非常大。危机的源头是金融体制滞后于金融体系的急剧扩张，建立和恢复新的金融体制和机制是艰巨的和持续的。本次危机造成股市暴跌超过历史任何一次危机，目前全球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超过30万亿美元，我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外贸 1 我国的国际贸易现状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世界经济正在稳步走向一体化，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它国或地区的影响。中国做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已纳人国际经济的体系之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GDP增长是靠外贸出口带动实现的。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增大，同时，也表明中国对它国或地区震荡的反应会更加敏感。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分析：从产业看，危机对制造业比重大的地区影响大于服务业比重大的地区(但生活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小于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从地区看，本次危机对出口依赖型的地区影响大于内需依赖型的地区(但加工贸易比重大的地区相对一般贸易比重大的地区影响稍小)。从行业看，前几年发展快的行业，也是本次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受房地产业、汽车等交通设备制造业不景气影响，支撑冶金工业发展的三个支柱倒塌两个，使冶金行 以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业影响较大，但对整个工业基础的摇动不如冶金、汽车、石化等行业强，这些行业以及航空制造业、船舶制造业都有可能负增长。港口及运输受到的影响在服务业中仅次于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行业。受到危机影响较小的行业包括：公共设施、基础设施行业，基本生活类产品制造业(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生活性服务业(医疗保健、康体可能有大幅提高)、机械加工制造业、电子、电器。在危机中出现机遇的行业：技术服务业、创意产业、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及再生资源等产业，以及教育产业等。 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性矛盾将很突出。首先，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类似，某些传统出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及服装出口与这些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竞争层次上。例如，我国的“两纱两布”出口，其出口质量是国际公认的免检商品，出口量很大。但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的质量和卖价已优于我国。而且，国际市场对“两纱两布”的需求量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谁的竞争力强，谁占的市场份额就大。这对约占我国“两纱两布”出口总量70％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一个挑战。其次，我国出口的目标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例如，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7年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份额，中国香港占40.77％，日本占13.08％，美国占9.28％，三者合计占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3.13％。同年，我国服装出口到日本的金额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32.46％，中国香港占26.42％，美国占12.82％，三者合计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71.7％。由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将给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出口正受到来自这些国家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因此，我们金融危机的影响，近期我国的商品出口额将受到一定影响，估计2009年的商品出口同比增长22.4％，增速仍比较乐观，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速减缓了5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经历重大调整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中，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冬天”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将在2008年末与2009上半年开始显现。自去年10月楼市调整以来，开发商现金流不足现象，就已逐渐暴露出来。为了筹集现金，国内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已开始降价销售。8月份，反映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首度较前月下滑。目前，中国各地房价下跌现象越来越普遍，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可以预计，伴随商品房成交量的持续下滑，购房者持币观望心理增强。空房率持续增加与毛利率下降，将进一步导致开发商面临现金流短缺的困扰银行业中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风险也将大为提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国鼓励投资的领域，而且受关税政策调整影响较少，现在应当加强创汇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主要商品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5.9％基础上再下降3.9％左右，其中食品平均价格将下降8.3％，小麦价格降3％，玉米价格降2.5％，大米价格降6％，食油价格也在下跌，羊毛、棉花、木材等价格均有所降低。但是茶叶、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将会上升。因此，我国可适当进口需求多而价低的小麦，扩大出口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农产品。以利国际收支平衡。纵观农业国家农产品对外贸易，泰国的谷物出口量较大，但以� 我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农产品约占15％。因此，我国需要尽力扩大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茶、蔬菜、鱼、肉等食品及纺织、手工艺品和加工品)出口，并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还需加强对出口信贷的支持，以利增强竞争能力。为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步伐，可适当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应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 3 对策建议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继续，由于加工贸易在外商投资企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汇率波动对加工贸易影响很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在提高。一般贸易品的84％左右出自国有企业，进出口的增长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其增长速度的降低及所占比重的下降在对外贸易主体的企业性质上表现为国有企业经营部分相对减少，占全部贸易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而一方面要进一步调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强吸引国际投资的力度；而且我们也要结合国企改革，改变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增加国有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世界各国经济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国内严重的市场疲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继续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汇率贬值及贬值预期对进出口增长的效应具有1～2年的滞后期，因此预计2009年我国出口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分析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特点，科学地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并在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前瞻性，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压力将会有所减缓。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4

论文摘要：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垄断金融资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必然性，可以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

一、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

垄断金融资本是对垄断资本的发展。根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规律是剩余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在绝对数上和相对数上增长。为了吸收这些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补充，比如销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然而这些途径都不能有效吸收经济剩余，持续的生产过剩导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产生。于是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开始了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其鲜明的阶段特点。

（一）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但随着机构成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经济剩余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资本却可以完全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和灵活性，满足其获得价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资本迅速膨胀。

（二）金融虚拟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国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门走向垄断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部门正日益走向垄断，"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2]这些巨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组成"金融——工业联合体"后，金融部门的定价权力显著提高，金融的触角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层面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企业利润来源以金融业资本为主，和宏观层面的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利润总量比重上升，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各国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

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解决乏力，新自由主义逐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中，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

二、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在垄断资本阶段，垄断公司控制着市场运行和产品价格，这些巨型公司为了避免盲目的价格竞争损害各自利益，他们共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在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各个公司通过削减成本获得利润。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产品的价格竞争是禁止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竞争却明显加强了，压低工人工资成了削减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润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垄断公司手中，而工人面临的却是"工资崩溃"，陷入"绝对贫困化"。这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对极为严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手中积聚了大量剩余，并且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新投资使这些剩余创造更多的利润，即提供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身处"绝对贫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资本扩张的压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罗·斯威奇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著，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2]

为了摆脱滞胀困境，一种新的吸收剩余、创造利润的方式迅速受到资本家的青睐——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杆性，通过买卖金融产品，资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迅速实现资本增值，轻松绕开实体经济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增值障碍，并且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和不断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义极力消除资本流动限制，主张减少金融监管，金融成为资本逐利的追捧对象，并日益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对金融的狂热已经使整个经济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础之上，一旦借贷某一方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结果就是一系列连锁债务危机和支付危机。在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迅速传至全球，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

在《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职能资本增值过程，可见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应是紧密联系的。然而，随着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新，以及现代银行制度的不断成熟，金融资本几乎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就可以迅速实现G-G’的价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杆性，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自身价值的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 转贴于

（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B.福斯特所说，"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2]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取消对金融的监管，使金融运作自由化，但在面对金融损失时，他们则抛开了"市场化"、"自由化"的原则，积极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扩大时期，则恢复了不干预政策，放任金融泡沫无限膨胀，使企业充分获利；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人贫困化程度加深。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偿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调整，因此，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潜在动因。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3]垄断金融资本虽然通过金融途径对垄断资本进行了部分修复，表面上解决了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分析，这种修复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事实上，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会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化带来的危机将是更深刻和更长期的，"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结果"[4]。

四、结论和启示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迅速膨胀，产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逐利、寻找吸收剩余的途径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金融角度探索解决危机的做法只能起到暂时延缓下次危机到来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经济灾难。

不可否认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金融行业自由发展，甚至取消金融监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些创新实际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胀，因此，在金融监管中应该更加重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确保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另外，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资本跨国界流动已�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帮助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要重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将促进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现经济增长的泡沫，确保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41.

[2]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J].武锡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1).

[3]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105-106.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5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4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6

从1992年到1997年，短短6年时间就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本文从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入手，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简单阐述现代金融危机实践，并提出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希望能为化解金融危机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实践；应对措施

一、马克思金融危机的现论支点

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对爆发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提出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金融运作的核心，使得一般的金融危机直接表现成货币危机，股票危机、信贷危机等其他情形都是以货币的表现形式而存在的[1]。同时，具备转换性与替代性的货币、商品间接造成货币自身无法直接增值，只能通过生产商品、流通商品等实现增值，注定了商品与货币是需要相互转换的，然而货币与商品在价值方面存在矛盾与对立，进一步加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现代化的资本积累机制导致该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虚拟的资本商品由此衍生出来，导致它与货币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其本质就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内在基础条件。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

（一）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泰国于1997年7月爆发了金融危机，而此时墨西哥与拉美的金融危机才刚刚过去。泰国金融危机迅速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扩展，导致全球再一次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不仅持续时间长，波及的范围也非常广，警示着人们须对金融危机展开深入的讨论与研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呢？泰国的经济发展与开放代表着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开放状况，但在1996年，泰国的政治与金融市场的动态日益剧烈，特别是曼谷银行（泰国第九大商业银行）因其坏账损失占据总资产的47%而倒闭，有力冲击了金融市场，同时将政治动荡的导火索点燃，呆坏账不断蔓延。泰国班汉政府于1996年9月被赶下台，国防部长通过行贿与武力的方式走上新任总理的位置。由于泰国人民担心回到军人政府时代，所以国内人心浮动，外资纷纷撤出，泰铢的贬值压力巨大，爆发一连串金融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骨牌效应跟其中一枚骤然倒塌后其余的骨牌也会相继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周边国家。由于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东南亚的溢出效应还没控制住，韩国的信用危机就雪上加霜，相继爆发货币危机。当东南亚的货币遭受重挫时，企业、银行等的财务状况愈加严重，刮起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风潮，导致债券利息与股价都暴跌，震惊了全世界。除此之外，拉美国家、俄罗斯也没能幸免，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冲击，导致经济低迷。

三、中国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坚持改革国内政策在改革国内政策时，只有以不同阶段里国民经济发展实情为依据，合理确定具体的外部均衡、内部均衡目标，并明晰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明确实施政策的步骤，同时联系理论与实践，对各种政策工具在不同政策目标上发挥的有效性进行鉴别，以此制定出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搭配或组合，还要针对各种政策工具在效力上存在的冲突，引入更多政策手段或工具将不利影响冲销掉，才能消除存在于国民经济内外均衡目标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才能确保人民币币值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确保国内金融体系更加安全，从而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有效抵御货币危机。

（二）快速关闭金融机构为制止金融危机下损失的不断增加，并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将那些接近资不抵债和已经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关闭掉是非常必要的。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停业的58家财务公司中有56家都是因没能提出当局可以接受的充实资本的计划而被迫关闭清算的；开始时，韩国政府促使停业的14家商业银行中有10家都是被关闭清算的，接着又将另外7家商业银行关闭；印度尼西亚关闭了6家严重资不抵债的、小型的私营银行，引发对银行的大规模挤提，存款人获得的担保不全面、金融系统中仍然留有差的机构、对政府经济管理丧失信心、外币兑换风潮等共同引发挤提银行的现象。所以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也应迅速将那些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关掉，才能使关闭银行的政策获得成功。当然，关闭必须是可靠的、全面的重组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要有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做支撑，必须要将整个关闭过程明确地解释给公众知道[2]。

（三）加强国际社会协作国际社会协作提供的主要是官方援助，采取私人协调的方式减少资本内流，减少到期债务的滚动。如为了协助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反应，制定援助计划，帮助受严重影响的几个国家尽快恢复经济，并加强与外成员国进行磋商，防范危机传染；利用紧急援助机制下的特殊情况条款、快速程序等，满足成员国对获得援助、批准时间等的特殊需求；积极创建储备补充机构，帮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的特殊困境。此外，中国需积极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宏观协调政策、应对措施来更好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程度、速度。

四、结语

在新时期开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且这种威胁会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进一步强化。为此，中国应正视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积极找寻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周辉。从金融危机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J].科技创业月刊，2011（08）：36-38.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7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 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须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四、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8

[关键词] 货币金融危机 全局博弈 试验经济学

一、引言

近几十年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越来越大。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不但要付出直接成本，而还要付出因经济增长受挫造成更为惨重的间接经济损失。近年出现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波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因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不仅为固定汇率制度国家所关注也为其他浮动汇率国家所重视。因为，这种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致使国际金融系统发生混乱，给很多国带来巨大损失。

事实上，无论固定汇率国家还是浮动汇率的发达国家，各国央行以及相关部门都非常关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染问题。自Krugman[1979][5]和Flood 等[1984][3]的研究问世以来，人们陆续提出了多种模型研究货币金融危机。这些模型常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李雪等[2009][9]从模型演化的角度出发，综述了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论述了全局博弈方法在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的必要性。本文则在李雪等[2009][7]的基础上，从试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并综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说明试验经济学的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讨论，Heinemann等[2004][4]和Taketa等[2007][8]的研究结果。

二、传统的货币金融危机模型

货币金融危机传统模型有三代，他们皆以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货币金融为背景。因此，所以它们考虑的重点都是危机的某些侧面而非全部。

一代模型以1960年～1970年发生在南美金融危机为背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是 文献[5],[6]。模型的前提是货币当局为填补政府财政赤字不断用发行纸币，讨论的重点是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二代模型以1992年欧洲的汇率机制危机为背景。其前提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萧条和高失业等经济基本面信息，讨论的重点是货币金融危机会发生的条件。二代模型和一代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有多重均衡。三代模型以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关注的不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问题而是市场情绪，从金融面上揭示了自实现金融危机的关联机制。三代模型种类很多，因涉及的问题不同而不同。

它们主要贡献是：一代模型揭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纸币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引发的货币危机的时间，揭示了建议健康财政政策对防范货币危机的重要性；二代模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也可能发生取决于投机者判断的自实现货币金融危机，建议政府适时经济基本面信息，控制市场情绪，防止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三代模型则从理论上展示了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原因的多样性。该类模型和前两代，共同点是都强调防止市场情绪恶化以避免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的重要性，不同点是更强调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模型。

然而，传统货币危机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其局限性。第一代模型自不必说，第二、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性更为突出。尽管它们揭示了经济基本面处于中间区域时，投机者们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多种均衡中的某一种，但是未揭示促使投机者们共同行动根本驱动力的形成机制，因此不能解释(1)乔治・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对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2)不能解释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

三、传统模型的推广――全局博弈方法的引入

造成上述困境根本原因是，它们都使用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放宽该假定，情况会变得非常不同，这时全局博弈方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参见竹田(2007)[10])。使用全局博弈的方法可以找出被称为信息切换值的临界值，这是决定投机者是否发动进攻的惟一标准。在投机者发动进攻的前提下，仍然运用全局博弈方法可进一步发现被称为基本面切换值的和基本面有关的临界值，这是决定货币金融危机发生与否的惟一标准。使用这两个切换值可突破了传统模型的局限性，较好地解释金融大鳄的作用并揭示危机的传播机制。但是，由于投机者的决策数据不公开，所以使用实际数据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例如，计量方法等)无法研究上述模型的现实性。

总之，传统模型由于采用投机者信息对称的假定，所以对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缺乏解释力，故有局限性。基于全局博弈的推广模型，由于放宽了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所以提高了传统模型的解释力。但是，推广模型的现实性研究目前尚不充分，所以有必要引入试验经济学方法处理这类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下一节将讨论这方面的研究。

四、推广模型的试验经济学研究

试验经济学的一般做法是，将试验参与者(被试验者)召集在计算机室，根据模型要求在机器上给出假想的经济状况，要求试验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也会影响机器原来给出的经济状况。在人和机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被实验者最后都能获得其试验业绩，他们将根据这个业绩来获得自己的报酬，业绩是决定报酬的唯一决定因素。试验经济学家则根据试验结果，判断待验证的经济理论是否有现实性。

试验经济学的好处是不受实际观测数据的限制，可以自己创造试验数据来研究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金融学家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来处理金融问题，特别是处理金融危机模型的现实性问题。另外，由于试验中能够很好地控制各种干扰因素，所以可以将理论要求的经济场景忠实地再现于计算机，这更能直接反映被验证理论的妥当性。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模型面对的是日益频繁、复杂的现实货币金融危机，所以这类模型通常是复杂的，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由于现实中不能取得足够的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使得计量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个领域中很难有所作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对现代危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文献[4]和文献[8]等。接下来具体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结论。

文献[4]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文献[6]的模型。研究设计了切换值含噪音干扰和不含噪音干扰两种场景。首先是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相对于经济基本面信息更受切换信号的影响，这和文献[6]的结论一致。其次是不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所受的主要影响，依然还是受切换信号，这和文献[6]的结论不同。后者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或许并不明智。前者的结论则是，即便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投机者看中的仍然是切换信号，因此基本面信息公布与否对危机的发生作用不大，这更符合实际情况。

文献[8]考察了文献[2],[6]的模型。他们的试验也设计了两个场景：一个允许巨额买空(金融大鳄)的被试验者存在；另一个不允许。根据文献[2]的结果，金融大鳄存在时，投机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投机攻击活动。文献[8]的试验结果表明了同样的结论。除此之外，文献[8]考察了文献[2]没有考虑过的事情。文献[2],[6]只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大，但是并未考虑更进一步的情况。文献[8]则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的危机发生概率的增大效果比逐出时的大。这个发现可引发监管政策方面进一步的思考：是加强监管不让金融大鳄进入市场好，还是将先将它们放进来然后再将其逐出好？

总之，借助试验经济学的力量， 文献[4]和文献[8]的研究分别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文献[6]和文献[2]的工作。

五、结论

关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的模型很多，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整体上把握。从总体上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动向非常重要。受制于实际观测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很多金融危机模型无法使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目前，已经有学者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这类有关模型现实性的实证问题，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此，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试验经济学方法和全局博弈方法同样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Burnside, C., M. Eichenbaum, and S. Rebelo,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Self-Fulfilling Speculative Atta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9 (1), 2004, pp. 31～63

[2]Corsetti, G., A. Dasgupta, S. Morris, and H. S. Shin, “Does One Soros Make a Difference? A Theory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Large and Small Tra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 (1), 2004, pp. 87～113

[3]Flood, R. P., and P. M. Garber, “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7 (1-2), 1984, pp. 1～13

[4]Heinemann, F., R. Nagel, and P. Ockenfels, “The Theory of Global Games on Test: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ordination Game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72 (5), 2004b, pp. 1583-1599

[5]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 Cri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 1979, pp. 311～325

[6]Morris, S., and H. S. Shin, “Unique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Currency Atta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1998, pp. 587～597

[7]Obstfeld, M.,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étaires, 43, Banque de France, 1994, pp. 189～213

[8]Taketa, K., Suzuki-L?ffelholz and Y. Arikawa,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a Large Speculator in Currency Crises,” mimeo, 2007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9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欲寻求区域货币合 1997年，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CMI）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正式启动，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合作的目标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 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 亿美元的顺差。因此，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为避免本币贬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从而催生泡沫经济，当泡沫爆炸时，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本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影子银行过度膨胀，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清迈协议（CMI）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CMIM）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可以依照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在次区域范围内，实现货币的一体化，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依据最优货币理论（OCA），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0）.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2011（15）.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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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 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2.5、WFIR2≥1.6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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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市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不断加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已形成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2003年5月26日瑞银集团QFII获批以来，QFII资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证券市场，使我国内地证券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7年2月27日，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中国股市因市场传闻引发的巨幅下跌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沪深两市几乎全线跌停之后，香港、欧洲、美国股市迅速做出反应，即开始了触目惊心的暴跌过程。中国股市“2?27事件”所引发的全球股市循环暴跌引起了政府、管理层、证券界乃至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标志着中国股市从此与世界股市正式接轨。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间的联动效应也越来越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金融市场，那么其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否也会传染到我国，是否会对我国股市的风险造成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能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提出一种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来度量我国股市风险的方法，并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股市风险所造成的影响。随着金融创新和现代金融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金融风暴掀起的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金融市场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很多学者已经在极端联动效应(即收益的尾部联动效应)的建模方面做出了 很 大 的 贡 献，如：Longin和Solnik[1],Brey-mann等[2],Zhang[3],Zhang和Huang[4]。在此基础上Zhang和Shinki[5]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方法来检验高频数据间的极值依赖关系。2007年始 于美国次级 债券住房抵押贷款 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震荡，并迅速波及全球，其来势之凶猛，波及面之广，给各国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全球投资市场经历重挫，各大股票指数也随之剧烈震荡，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令人堪忧。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期间，危机的传染效应和市场间的极端事件联动效应尤其显着。叶五一和缪柏其[6]应用阿基米德Copula结构的变点检测方法进行了危机传染的分析，有效地检验了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并给出了两国之间危机传染程度的度量指标，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市场中，韩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最严重，中国受影响程度较小(可能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利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措施)。姬强和范英[7]建立了动态的DCC-MVGARCH模型对“次贷”危机爆发前后国际原油市场和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明显提高。史金凤等[8]基于分位数回归研究了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检验方法，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系统性冲击对市场波动率的影响显着变大，上海股市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危机过后，较快地从不稳定状态进入了稳定状态，说明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并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述文献均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次贷”危机确实对我国股市造成了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我国在此金融危机中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即如何准确地度量出我国股市的风险，危机前后股市风险是否有变化，以及针对风险的变化投资者又该如何调整投资决策呢？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对我国股市在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于股市风险的度量，VaR(Value-at-Risk)方法备受推崇，但传统研究中都假设市场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VaR模型度量的是正常市场中的风险；而实际上，极端小概率事件才是造成风险的主要因素，这些潜在的风险可以导致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因此准确地度量和管理这些极端风险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特别是在金融极端事件频发时，资产收益大多具有“厚尾”性，传统方法中正态分布的假设将低估VaR,不利于金融机构准确地测度风险，从而也不利于防范风险和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近年来发展的极值理论不需要确定整个样本服从的分布，可以只考虑收益的尾部数据，直接对这些小概率的极端尾部数据建模拟合极值分布函数，进而计算出VaR和CVaR值，该方法既考虑到极端事件对风险度量的重要作用，又可较好地避免模型误差，能更准确地度量出风险。极值理论由Gnedenko[9]提出，是用来估计和预测极端事件风险的一门理论。Login[10]首次把极值理论运用到金融领域，对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尾部进行建模研究风险，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中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Bao和Lee等[11]对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用不同的方法计算VaR值，发现极值理论的模型在金融危机中尤其适用。国内利用极值理论对金融市场收益率的尾部分布特征和基于极值理论的VaR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晚。周开国等[12]根据Longin[13]详述的利用极值理论计算VaR的步骤，对198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恒生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极大值和极小值序列的分布都服从广义极值分布中的Frechet分布。田新时和郭海燕[14]对1996年11月22日到2003年2月21日上证180指数的日收盘价进行研究，发现广义帕累托分布模型法更适合对“厚尾”分布的极值分位数进行估计和预测。柳会珍和顾岚[15]分别选取涨跌停板制度实施前后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数据进行研究，用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拟合后，发现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后，收益率分布函数的尾部变薄，市场风险变小。司马则茜等[16]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建立了基于分维的POT幂律模型，对中国银行系统的操作损失进行了估算。从这些文献中可见，用极值理论和POT模型来研究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但是目前还很少有文献用该理论研究我国在“次贷”危机影响下的风险度量问题。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考察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度量方法，2007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端事件频发的环境和背景。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大多关注该次危机是否传染到我国，是否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联动效应，很少有文献考虑用极值理论构建模型来研究该次危机影响下的我国股市风险变化问题。而且，在以往文献中，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也通常只关注收益巨幅下跌的风险(即“负”尾风险),这对于刻画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来说是不完整的。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改进，并基于极值理论提出新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在极端情况下的股市风险度量问题：文中以“次贷”危机到来前后划分时段，用POT模型分别拟合出各时段的收益分布函数，并且细分为“正”、“负”尾分别刻画风险，准确地度量出各时段的风险VaR和CVaR,经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次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风险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有利于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也有利于投资者认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股市的风险变化，从而在市场非正常波动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 模型的理论介绍

2.1 极值理论的POT模型

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即超越门限值模型，是利用极值理论对数据中超过某一充分大阈值的所有观察值进行建模，考察超过该阈值的次序统计量，用广义帕累托(GPD)分布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函数，再间接得到实际样本的极值分布，进 而 可 以 用VaR模 型 度 量 出 风 险 值。使 用POT模型时必须满足三条假设条件：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超出量与超出量的产生时间相互独立；超出量相互独立且均服从GPD分布。同时，在POT建模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如何选取门限值。对于实际研究中的金融收益序列，POT模型的这三条假设一般均能满足，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使用的观察值是股票收益，因此可以近似看作是独立样本；另外，感兴趣的仅是尾部的数据(即极值数据),因此可以简单地看成其发生时间服从泊松分布，这是合理的，因为基于独立同分布的极值数据其发生时间通常是服从泊松分布的；最后，数据是基于独立观察因此其超出量仍是独立的，而且超出量与超出量的发生时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而在文中我们使用POT模型(即GPD分布)对数据进行拟合，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可认为其服从GPD分布，使用POT模型也是合理的。POT模型的主要特点就是对超过阈值的所有观测值进行建模，并用GPD分布函数来拟合这些超出量的分布。假设X1,X2,…,Xn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其分布函数记为F(x),分布函数F(x)支撑的上端点记为x*,即x*=sup{x∈R:F(x)≤1},对于某个固定的大值u,称为阈值(threshold),若Xi>u,则称Yi=Xi-u为超出量，超出量Y的分布函数定义为：由上述定义，阈值u到x*的区域就是所要研究的极值区域，由于极值数据较少，对于这一区域分布函数Fu的估计就会相对困难，而利用极值理论和Balkema和de Haan[17]以及Pickands[18]提出的如下极值定理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2.2 阈值的选取和模型的参数估计

根据Pickhands-balkema-de Hann定理，对于超额损失分布函数Fu(y)可以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ξ,β(y)来近似，而要想正确地拟合尾部的分布，估计出合理的模型参数β和ξ,首先需要确定恰当的阈值u,对于阈值u的选取，存在一个权衡(trade-off)的问题：如果u选的过大，就会造成尾部的数据太少，估计出的参数的方差会很大，精度变差；相反，如果u选的过小，就会把靠近中心的数据也用来拟合，这样就会造成有偏的参数估计。对于如何准确确定阈值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还是建立在经验和试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McNeil[19]提出了样本平均超额函数法相对客观地来选取最优阈值u。定义X的 平 均 超 出 量 函 数 (Mean ExcessFunction)为：e(u)=E(X-u|X >u),可证明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平均超出量函数为：将观察到的样本值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记为x1,x2,…,xn,u为介于x1和xn之间的某个值，即x1≤u≤xn,则样本超额函数为：对于近似的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中的参数β和ξ,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当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是一致的和渐进的正则分布；当-1<ξ<-0.5时，极大似然估计存在但非正则；当ξ<-1时，极大似然估计不存在。实际中ξ<-0.5的情形很少见，特别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因此极 大 似 然 估 计 一 般 都 是 可 行 的。Fu(y)用Gξ,β(y)近似，对该似然方程组求解，便可得参数β和ξ的极大似然估计(Nu为超过阈值的观测值的个数)。对于实际样本极值分布函数(2)中的F(u)利用历 史 模 拟 法 进 行 估 计，即 用 经 验 估 计 值 (n-Nu)/n作为对F(u)的估计。最后将所得参数估计值代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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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导致的阴霾尚未散去，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不期而至，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依然在双重危机的阴云下艰难前行。在这两场金融危机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2000―2007年八年间美国总计仅有27家商业银行破产，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截至2011年，短短五年间竟有逾400家商业银行相继倒闭。在金融系统崩溃的情况下，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扩大并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Bernanke、Brunnermeier和Gorton等人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特别针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详尽描述。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大部分关于金融市场摩擦的文献中强调的是在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对非金融企业贷款者的限制，并仅仅将金融中介视为一层面纱，并不起到本质作用，难以为新背景下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蔓延提供有力解释。另外，针对新危机的特征，各国纷纷出台新的非常规性宏观政策以应对并缓解危机。因此在新的背景下，金融中介与信贷市场的运作已�

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尚有缺乏，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大多还局限于传统的计量模型，而这些模型在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缺陷在于其采用的模型框架一般均为部分均衡模型，在对一般均衡模型的使用上还不成熟。尤其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轨金融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周期分析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说服力的结论，而这恰好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亟须探索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强以及多方面影响流动性的因素大幅波动的环境下，近年来我国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的波动性有所增强，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也相应提高。为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我国在2013年出台了两项新的货币政策：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以上工具与其他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有助于对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以便提高央行流动性管理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因此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将金融中介与信贷市场摩擦因素加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模型，对加深人们对经济波动中金融中介和信贷政策的理解非常有意义。

二、现有研究文献综述

从对金融摩擦问题研究的发展路径来看，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发展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为将金融摩擦纳入宏观经济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媒介和关键性工具。在打破了MM定理的限定后，Bernanke和Gertler（1989）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通过金融市场摩擦内生化将金融市场不完美与借款人和贷款人间的成本关联起来，发现金融中介的一些状态的变化在危机中会被放大，从而初始冲击通过信贷市场被传播，使得经济波动幅度更加剧烈。金融部分与实体部门间的互相反馈使得资产负债情况对信贷成本的影响进而对实体经济活动施加抑制作用。企业有两种融资途径：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它们之间存在成本差异。在危机中非金融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使外部融资升水突增，借款企业支出减少，导致实体经济陷入低迷状态。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6）将此效应命名为“金融加速器”，并在动态新凯恩斯模型的研究体系中融合进由金融中介与非金融性企业间的融资摩擦导致的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和企业资产负债状况。BGG模型的提出，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吸收了金融加速器在内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诞生，为金融加速器在宏观经济中产生的作用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工具。

此后大部分学者对金融市场摩擦的刻画主要通过描述金融中介与非金融性企业贷款人之间的问题进行，①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对金融摩擦的研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此，大量金融中介的倒闭以及信贷市场的扰动使得银行部门的摩擦成为研究焦点。Meh和Moran（2010）表明银行募集可用资金的能力受到银行资本头寸的影响，从而使得银行资产负债情况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证实了银行资本对初始冲击的扩散效应。Dib（2010）假设金融中介同时具备储蓄和借贷功能，从一个更为贴近真实同业拆借市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Gertler和Kiyotaki（2010）由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转向关注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状况，为中介获取可用资金的能力引入了约束，通过构建融合了金融中介和流动性风险因素的DSGE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市场的崩溃如何发展成为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金融危机，并论证了美联储和财政部推行的三项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们指出，鉴于中介从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能力同样受到约束，因此同业拆借市场的扰动将影响实体经济。产生赤字的中介会比存在盈余的中介在向非金融性企业提供贷款时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在危机中，这个差距将被拉大，金融市场变得分裂和僵化，金融中介间资金分配的无效率会进一步导致总体经济的下滑。在危机中金融机构既难以获得储户存款，又难以从同行机构中获得拆借，使得银行面临严重流动性冲击，从而蔓延并扩大危机。

对于在此问题上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的综述如下：

首先，部分学者利用实证工具表明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金融加速器效用显著相关。赵振全、于震、刘淼（2007）以金融加速器效应为基础，采用208个月的月度数据，运用T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对我国信贷市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证明了我国宏观经济受到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演化路径在包含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分析框架下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袁申国、陈平等（2010）运用销售加速器模型，利用我国572家上市公司十年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GMM估计，发现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于不同企业规模间的差异性，且其效应程度与企业规模成反比。与此同时，各种DSGE模型 刘斌（2008）对我国DSGE模型的开发以及应用现状进行了详尽总结与分析，以Christian，Motto等（2002）确立的模型为参考，调整了信贷市场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针对我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特征扩展并构建了一个开放型研究框架，并对各种类型的冲击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进行了模拟估计。李珂、徐湘瑜（2009）构建了包含金融中介与企业贷款人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企业外部融资升水的DSGE模型，而且使用我国数据进行校准，通过对货币冲击、需求冲击、技术冲击的模拟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非金融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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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选择，还会扭曲公司自身的决定资本结构选择的特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金融危机这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本文对国内外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进行总结，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真正揭示出金融危机下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反应以及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重构后其公司价值是否有所提升的相关研究是比较缺乏的。

[关键词]

金融危机；资本结构；公司价值

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先后经历了金融产品危机、金融机构危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最终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顶尖国际投资银行土崩瓦解，东欧和南美的各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各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面临巨大的威胁。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化，其影响渗透到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公司均面临严峻的考验。此次金融危机是否对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产生了影响，以及公司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其资本结构所进行的重构是否其有利于危机风险的规避和公司价值的提升，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本文对金融危机下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进行综述

一、财务风险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

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财务活动中因存在不确定性或不可控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从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国外诸多学者认为，经济周期、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宏观环境变量影响着财务风险，进而影响着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选择。Haekbarth等（2006）明确指出，目标杠杆与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有关。其中负债的税收利益与现金流水平有关，现金流水平又取决于于经济是扩张还是收缩；而破产成本与违约概率有关，而违约概率又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态，因此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必定导致公司杠杆水平的变化。此外债务来源（Allayalmis等，2003）和利率期限结构（Nejadmalayeri，2002）等宏观经济变量都与企业的杠杆水平相关。

国内许多学者也指出了本次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以及财务风险与资本结构决策的关系。例如罗美娟（2009）指出，在正常的经济周期阶段内，财务风险控制应当保障规模、速度、资金、效益四者的平衡，以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为限谋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在金融危机时期，财务风险控制的核心应当是确保现金流的畅通，使企业安全渡过危机。

邓秀英（2010）指出，企业的各项财务决策几乎都是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金融危机下企业面临着融资渠道受阻且筹资成本上升、资金占用规模增大且营运资金紧张、投资风险突出、现金流量风险加剧等财务风险。企业应充分权衡债务筹资的利弊，根据自身特点和经验数据测算出资产负债率的安全边界，优化其资本结构。

刘爱英（2011）指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面临着银行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偏高、贷款难度大、资金回收难等问题，必须及时监测各项财务指标，以达到防范财务风险的目的。

二、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对于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问题，一些学者在对涵盖金融危机年份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了金融危机会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以及金融危机前后公司特征变量对资本结构影响程度会发生变化的结论。

Deesomsak等人（2004）研究了亚太地区国家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杠杆水平正相关，成长机会、非债务税盾、流动性和股价表现与杠杆水平负相关，这些结论和主流的资本结构理论相一致。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因素的对资本结构的作用。例如，杠杆和公司的特征变量，如企业规模，成长机会，非债务税盾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转变。

金建和王鲁璐（2009）在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对2006至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且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深化，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的结论。

和张波（2011）运用截面数据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得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同时还指出，房地产企业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的高负债融资行为的风险性正在提高。

但是，系统地分析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尤其是研究金融危机前后资本结构的变化对公司价值作用的文献很少。

三、研究评述

目前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局限在静态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动态资本结构的文献的研究结论大部分都旨在探讨危机前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并没有说明资本结构重构会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真正揭示出金融危机下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反应以及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重构后其公司价值是否有所提升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参考文献：

[1]罗美娟。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财务风险及其防范控制[J].会计之友，2009，（8）：2829

[2]刘爱英。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与控制系统构建[J].商业会计，2011，（8）：3637

[3]邓秀英。谈金融危机下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J].商业时代，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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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引力模型； 金融危机；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0;F83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10-0059-0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 (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 和Leonard K. 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金融危机论文 15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 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机论文 16

而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越南政府也对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现象保持了较高的容忍。

不过，今年以来，随着越南的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人们对于越南经济的信心也急转直下。数字显示，5 月份越南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25.2% 的恶性通胀水平，为13 年来新高；今年1～5 月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44 亿美元，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额。“越南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虚拟经济部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越南金融危机(1)的出现和深化，对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和投资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现在，我国在越南投资的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成本加大的问题”，越南中国商会副会长贺长顺说，“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出口到越南的货物无法议付，因为越南的美元比较紧缺，现在不少货物只能积压在港口”。

同时，由于越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难度加大，客户的不稳定性增加，收汇风险加大。 据统计，以河北省为例，今年4月份，河北省的对越出口额达到6687 万美元，但进入5 月份，对越出口额迅速回落到4347 万美元，环比下降35%，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 信用保险促进对越贸易，中国信保保障外贸安全 面对愈演愈烈的越南经济风波，如何保护中资企业的对越贸易安全？这是中国信保一直在思考和破解的问题。中国信保在国内有23个营业机构，在伦敦等地设有海外代表机构，与全球诸多政府部门、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覆盖中国、走向国际的业务服务网络。 越南是我国在东盟地区的重要经贸伙伴国之一，也是中国信保在该地区业务开拓的重点市场之一。中国信保一直都在关注越南的经济风波。目前，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3 个产品，可以保障企业对越南出口以及投资的安全。 有了这3 项信用保险产品，一旦企业投资所在国发生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以及承租人违约等风险，中国信保可以向投保企业提供经济损失赔偿。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越南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对越南出口和投资的作用逐渐显现。

2002年，中国信保支持我国企业在越南开展了短期险业务，承保规模为158.3 万美元；到了2003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3508万美元。此后，中国信保对企业开拓越南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 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在越南出口和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9.25 亿美元。 2008 年5月，在中国信保承保的出口越南项目中，有一笔200多万美元应还款到期，越方向中国出口商提出延期一个月支付的请求，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越方在拖欠10 天后支付了款项。“这是越南中长期业务中首次出现债务人请求推迟还款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越南项目还款因货币危机而受到一 定影响；但是，在出现支付困难时能主动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这说明越南目前债务偿还意识以及主观信用仍较好”。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 17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最大衰退，至今世界尚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金融安全网再次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后，在危机前金融安全网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一般认为，传统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①。在2007年的危机中，政府对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银行进行了大规模注资，财政注资随之成为金融安全网一个重要的内容，金融安全网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在危机中，金融安全网所发挥的作用被学界和业界所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析美国政府财政注资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研究财政注资这一金融安全网的新要素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这对于了解财政注资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对金融安全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政府注资这一金融安全网的新要素的研究尚非常罕见。本文的研究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为进一步了解财政注资的稳定作用，完善金融安全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具有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由于出现流动性问题而陷入危机时，中央银行会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向这些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帮助金融机构短期渡过难关。然而，一旦金融机构大面积出现清偿能力不足时，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仅仅依靠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再贷款已经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和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部通常采取动用税收、发行国债、提供担保等方式向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注入资产，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和购买银行资本权益，进而达到充实银行资本金的目的。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财政注资，至今仍大行其道。虽然财政注资的目标也是修复市场信心，管理金融危机，但作为一种新的救助方式，与金融安全网的其他要素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审慎监管要素强调事前预防，监管当局通过事前对金融机构风险状况进行科学预测和积极监督来对金融危机进行防范，银行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个体来进行的，通过审慎监管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最后贷款人则强调事中救助，中央银行对发生流动性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个别的危机事件极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当某些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此时向金融机构及时提供流动性，避免引发金融机构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存款保险制度则强调事后修复，在金融机构倒闭后对存款人进行一定数额的偿付以确保金融系统迅速恢复。此外，存款保险制度以国家信誉保证承担存款人的部分损失，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抑制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虽然对于这些要素在防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处不同的发挥作用时机进行区别有些偏颇，因为这些要素的作用可能贯穿于整个危机防范过程中，如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在事前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修复市场信心的作用，但是通过时机的划分，我们对金融安全网各要素的作用特别是政府注资的作用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如果事前的预防不到位，那么事中救助则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过程中，最后贷款人机制名存实亡，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机构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无异于向世人昭示其存在流动性问题，进而会导致市场对其看空，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因此，雷曼兄弟即使在陷入严重的危机时刻，仍然放弃了向央行贷款。财政注资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财政注资主要是政府财政通过剥离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购买其股权的形式向金融机构注资，充实其资本金。当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而非清偿问题时，中央银行向其提供贷款就能缓解银行困境。而当金融机构由于严重亏损而丧失清偿能力时，中央银行仅向其提供贷款已经无能为力，为了避免其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政府不得不介入，充实其资本金。财政注资的作用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财政注资无疑向市场释放了积极干预的信号，重拾了市场信心，对于拯救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防止危机的扩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实证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从金融市场风险(波动性)的视角来揭示政府注资的作用，检验政府注资是否能有效化解金融市场风险，降低金融市场波动性。因此，本文的研究设计也是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Study)来对前文的理论分析进行验证。

(一)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设计分为以下三个步骤进行：1.指标选取。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市场风险即波动性的指标。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使用证券价格的方差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指标。但是，其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不同时点的证券价格相互独立，收益率分布呈正态。然而，在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方差是呈现出聚丛性的特征，且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仅仅使用方差作为指标显然已经无法科学地刻画出市场波动性。因此，本文计划采用证券价格条件方差作为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的衡量指标。条件方差是在给定全部历史信息集的条件下，对于证券价格变动的方差所做出的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信息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而条件方差也会随之变化。条件方差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方差的静态特征缺陷。

其次，确定估计所采用的方程。由于一般计算估计条件异方差模型都是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结合以前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广义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计算出金融市场波动性，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的指标。

最后，由于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因此，本文计划主要对美国的财政注资在化解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2.时间窗口确定。在得出了金融市场风险的相应指标以后，需要确定政府注资的确切时间，以便对这一事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在时间的确定上，有政府宣布注资和政府实际进行注资两个不同的时点。由于政府强大信誉的担保，财政部宣布注资必定对金融市场的预期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优先选择政府宣布注资日，由于部分数据缺失，在无法准确确定政府宣布注资日的情况下，本文才考虑选择实际注资日。同时，由于政府注资日当天可能处于节假日，股票市场停止交易，因此，这一消息只有在第二天股票市场恢复交易时才有所反映，因此，在本文研究设计中，如果注资日处于节假日，则将其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日，将顺延后的这一交易�

3.对事件前后进行比较。在明确了注资日以后，本文将以注资日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段。本文旨在考察政府注资前后，金融市场波动性是否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本文试图找出所有注资事件的全部累积效应。考虑到条件方差在不同时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本文不是通过直接比较其条件方差的大小，而是先计算出条件方差的连续增长率，然后将所有注资日前后的波动性的增长率进行平均，找出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化趋势。其计算公式为：VOLt=tt-1-1，其中，t代表t期的条件方差，VOLt为条件方差变动率。

这样避免了单纯通过比较注资日前后条件方差的差异而导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次注资时期的条件方差很大，可能会改变全部注资事件整体的趋势，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有失科学性。

同时，由于很难准确地得到条件方差t的分布，因此，很难采取参数检验的方法来判定注资日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由于条件方差选自不同的时点，属于时间序列，不是截面数据，因此也无法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判定注资日前后的差异。因此，本文通过简单描述的方式进行初步判断，虽然缺乏一定严密性，但是依然可以判断出其大致的变化趋势。

(二)实证结果

在明确分析步骤以后，本文选取相应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重在考察次贷危机发生以后这段时期政府注资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因此，本文所选的时间段为2007年4月3日至2009年4月30日大约两年多的时间。本文选取美国标准普尔SP500指数表示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的情况。

根据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方差确实服从GARCH(1，1)过程，本文根据估计的方程提取条件方差的数据，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指标。下图给出相应的描述图。

2.在获取了金融市场波动性即股票指数条件方差的相关数据以后，本文开始进行第二个步骤，确定注资日的具体时间。根据公开可获得的资料，本文整理出了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注资。下图列出了详细的注资一览表。

在提炼出条件方差的数据以后，本文逐一计算出美国财政部每次注资前后条件方差的变动率VOLt，然后依据时间窗口将这些变动率平均，得出整个金融市场波动率在政府注资前后的整体走势。

依据这些步骤，本文计算出了注资前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平均变动率的相关数据，参见下图。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判断，美国政府的注资对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注资终止了金融市场波动性及金融风险在次贷危机中日益增大的趋势，有效降低了面临的金融风险。

四、结论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18

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158年的历史。而全美500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117家面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牵连的企业数量多范围广，资金困难的美国企业为了解决本国金融危机的困难，在中国的有些资金就不得不套现，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的套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陈东琪认为，这种影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还将进一步放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信心层面了。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陈东琪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要做全面的评估。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准备。

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但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陈东琪认为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我们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大的金融活动”，陈东琪强调。

不过，虽然应对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过度紧张，陈东琪指出，此次调整与前三次调整还是不一样。1985、1988、1996年的三次调整都要比这次强烈。“本轮调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率都比前三次要明显的低，所以经济过热的程度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比以前的低”，陈东琪认为，经济向下调整应当说比前几次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现在有三个盈余做支撑。第一是财政盈余，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第二是贸易盈余，我们1－8月的顺差比上半年的顺差虽然是减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盈余，数据表明：七月贸易顺差为253亿，八月为286亿。

“我们全年的顺差可能在2300－2500亿之间”，陈东琪预测。而第三个盈余就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前三次调整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外汇储备”，陈东琪介绍。另外，我们现在的财政储蓄、企业储蓄和国民储蓄，三个储蓄加在一起超过45万亿。我们的储蓄资源还是很充足的。

这些[Www_LunWenNet_Com]决定着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减速，应当是和前三次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调整得好，有可能实现比较温和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两年时间左右，总体来讲，两年时间让经济从原来的12％左右调减到9％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政策操作得当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陈东琪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且能够不影响就业机会。

机遇

“短期来讲是有一定的压力”，陈东琪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调如果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企业也许会有一定的阵痛，特别是那些耗能多、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吸纳多、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来讲是机遇。“把压力转变成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动力，让短期的平衡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做出牺牲，短期经济的降温为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机遇，陈东琪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我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而对油、气、电、水、粮食等方面的价格改革，陈东琪给出三个词：分类、分布、渐进，也就是要讲策略不能一刀切。因为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改革也可以在这段时间进行，比如可以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渐的试验，让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有比较大的自我选择权，确定自己的贷款利率，从而加快他们的竞争能力，”陈东琪说。

汇率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国有产权、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实现。“总之经济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价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在这个阶段，陈东琪认为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1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 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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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20

调整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培育和扩大国内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尽可能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及农民的收入，最终扩大消费需求，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由居民收入增长来拉动市场销售额增长，进而拉动投资增长及整个经济增长，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一）加大分配改革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是放在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总量，有针对地搞好下岗及失业职工的再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提高这部分人的工资性收入，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在农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农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制约农民消费的障碍。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费

刺激消费的关键在于使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期。目前，传统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条件逐渐转为市场来提供，而有关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健全和完善，人们出于对自身和家庭未来经济安全的担心，不得不约束消费，乃至不计机会成本地扩张储蓄。因此，消费萎缩、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状况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乘数效应的发挥。应当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低收入者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来增加入们的消费倾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收入发展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第二产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这种滞后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第三产业中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潜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国债投资资金时，应该考虑加大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数量，重点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就业。

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社会供给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来看，过剩经济的实质是在产品结构未能适时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情况下产生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错位问题。从长期来看，作用于总量的需求扩张政策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而产品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取决于投资结构。因此，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也要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改善供给，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使得政策调控不仅能够解决短期需求总量不足问题，还要着眼于中长期供给结构的改善。

（一）通过完善产业组织优化供给

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关闭那些规模不经济的落后小企业。对于那些技术条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小企业，在生产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提供无效和低效供给。目前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正是淘汰落后技术和过剩产品的最佳时机，如果单纯扩张总需求则可能使落后技术与产品幸存下来并在经济繁荣时期到来时再度膨胀。因此对于衰退行业和落后产能，应加大淘汰力度。落后产能和衰退行业的自行退出会面临一些障碍，应在财政支持下安排产业调整援助基金，完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基金等。

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总量，有针对地搞好下岗及失业职工的再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提高这部分人的工资性收入，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在农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农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制约农民消费的障碍。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费

刺激消费的关键在于使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期。目前，传统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条件逐渐转为市场来提供，而有关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健全和完善，人们出于对自身和家庭未来经济安全的担心，不得不约束消费，乃至不计机会成本地扩张储蓄。因此，消费萎缩、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状况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乘数效应的发挥。应当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低收入者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来增加入们的消费倾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收入发展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第二产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这种滞后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第三产业中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潜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国债投资资金时，应该考虑加大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数量，重点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就业。

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社会供给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来看，过剩经济的实质是在产品结构未能适时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情况下产生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错位问题。从长期来看，作用于总量的需求扩张政策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而产品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取决于投资结构。因此，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也要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改善供给，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使得政策调控不仅能够解决短期需求总量不足问题，还要着眼于中长期供给结构的改善。

（一）通过完善产业组织优化供给

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关闭那些规模不经济的落后小企业。对于那些技术条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小企业，在生产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提供无效和低效供给。目前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正是淘汰落后技术和过剩产品的最佳时机，如果单纯扩张总需求则可能使落后技术与产品幸存下来并在经济繁荣时期到来时再度膨胀。因此对于衰退行业和落后产能，应加大淘汰力度。落后产能和衰退行业的自行退出会面临一些障碍，应在财政支持下安排产业调整援助基金，完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基金等。

2.消除各种垄断，尤其是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往往会引发无效供给与低效供给，形成需求不足性的供求关系失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范围应以市场是否失效为准则。凡是可以由市场解决的，应当由市场来解决，政府不应插手其中。赢利性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到资源的高效配置，政府主导往往会因体制性问题导致效率低下，创新能力有限，使得经济增长缺乏微观基础。而民间投资则更重视效益，更善于发现和捕捉市场机会，不断开发新产品来创造需求引导需求，因此增加民间投资更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为此必须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减少政府在赢利性项目中的投资比例。

（二）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供给技术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需求的增加：

1.技术创新本身就是新的需求，因为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并因此而刺激需求。

2.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扩大需求。

3.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扩大需求。

在发达且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赢利性领域的结构调整是市场自发进行的。但在我国市场残缺以及赢利性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且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就需要政府及其财政的参与。政府要在参与基础部门投资的同时积极支持主导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淘汰落后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以此来促进市场导向下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在政策运作上要废弃计划体制下完全无偿、全面介入的方式，改为选择重点主导产业，着眼技术进步，采用财政投融资或贴息担保等方式参与。

三、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大市场监督和监管力度

加强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培育消费信用法制环境，切实保护诚实守信，进而发展消费信贷，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度。消费者协会、产品质量监督与市场监管机构，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净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依法惩处各种制假售假、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非法行为，消除消费者惧怕假冒伪劣的心理障碍，使人们敢于消费，放心消费，从而间接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晓红。扩大内需：实现“一保一控”经济目标的战略选择[J].改革与发展，2008,6:70-72

[2]刘辉。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政策走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51-56

[3]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舒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1

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 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1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4.

[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2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它对我国新闻传媒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前些时候，我让我的硕士生们集中地思考了笔谈论题所示的问题。他们每人选取自己相对熟悉和颇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探讨，汇集起来就成了这样既各自独立又形成整体的一组笔谈稿。希望他们对论题的探讨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丁柏铨

(1)金融危机报道之中外比较

崔元磊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了超过一年的时间。而面对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关度越来越密切，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的大趋势，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现在，无论你是翻开报纸，还是打开电视，或者是登录互联网，金融危机方面的报道肯定是媒体进行报道的重点。面对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受众肯定是无法完全通过自己生活中的接触和感受来了解的。所以媒体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

传播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媒体逐渐变成了我们人类的感觉器官。成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并且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不同的社会话题进行有区隔的报道，这样也同时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使得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非常依赖这些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这样一种受众和媒体的互动关系充分表明：受众在头脑中所形成的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甚至是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和行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的影响；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媒体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同质媒体与同质媒体、与非同质媒体之间的较量和自身的发展也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需要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并且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媒体的报道往往还要受到宣传主管部门的影响。本文试图比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外主流媒体对之进行的报道以及金融危机及其具体的表现特征在媒体上的呈现。

有关金融危机报道的“平衡性”

金融危机由于其自身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其带有一定“危机”意识的性质，所以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如何做到？一方面。把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所带来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如实反映给受众，使得受众对这场金融危机有一个更加完整准确的认识。把握金融危机发展的最新动向：而另一方面，又需要注意到受众对个人以及国家经济生活的信心问题，因为毕竟金融危机影响再大，也还是要通过一个个的经济个体所体现出来，并且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流言的产生和蔓延，这个在危机公关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媒体在进行报道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

“主体身份”与“旁观身份”

笔者在平时关注新闻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从中英文不同媒体的角度去关注同样一个新闻事件，所以经常浏览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等，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Times》)和英国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总体看来，首先从整体的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报道情况来看。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加全面，形式也更加多元化：而中国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大部分局限于对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及最新的发展动态，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场金融危机起源就是在美国，并且严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国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也更加严重，西方民众在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也更直接，所以他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关注度很高，既关注广度，也关注深度。西方社会一直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非常强烈的优越感，所以面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必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从根本上来化解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媒体关于金融危机的报道中，更多体现的是以主体身份的参与。以《纽约时报》为例，每天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包括美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美国政府救市政策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美国社会失业率的增加，以及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的评论等，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专栏，每次只要更新，就必然会成为《纽约时报》网站上浏览最多的网页。从中国对整个金融危机的反应来看，媒体更多地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对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对于金融危机。能做到以较为平衡和中立的态度来进行报道，但是从报道手法上看。更多地是关注宏观层面的内容，议题的设置方面比较固定，没有西方媒体报道有非常清晰的发展变化过程。

“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

针对另外一个话题，即金融危机在中国，或者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上来看，中外媒体在报道中又体现出了不同点。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报道过程中，中国成为西方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这是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增强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相关的。同时，西方也非常依赖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的GDP已经连续数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处在世界第一位的。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所以西方媒体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更加迫切需要获得中国方面的信息，它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样，不仅仅是之前从中国的官方媒体，现在更多地也会关注《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上面出现过的话题，甚至中国网民在网络环境中讨论得非常热烈的话题，有时候也能够出现在报道中，比如网络热词“革泥马”，就有The grass-mud horse：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online censors，在《纽约时报》的March12，2009上的报道。

西方媒体对中国金融危机的报道，体现得更加微观。比如《纽约时报》在关注中国金融危机的具体状况时，谈到了在浙江和广东等地严重依赖出口订单生产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纷纷难以维持下去，很多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以及因此引发的大批农民工的返乡热潮。从这一点切入，有关报道还关注中国的失业率问题，指出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就业中最庞大的群体。搜索所有《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报道，金融危机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报道内容向经济方面大幅度延伸，不像过去更多的是政治报道以及中国的一些负面题材。其中以《纽约时报》为例，具体的报道有April 13，2009的China SlOWS Purchases of U.S.and Other Bonds，March 24，2009刊登的China urges new money reserve to re-place dollar，March 19，2009所发表的文

章China uses vouchers to spur consumerspending，March 16,2009中的China like―lv t0 be stronger after crisis，March 5，2009报道China promises spending，but-I might not be new以及March 4，2009中的Critics demand tansparency in Chi―nese bailout等，都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关注。

中国主流媒体针对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则更多地是从舆论引导的角度来展现。中国媒体主要是以中性的观点来报道金融危机，以积极的态度来引导人们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综观中国媒体的报道，笔者认为中国媒体在面对金融危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还显得较为稚嫩，对财经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虽然中国媒体对此次危机也有大量的报道，但是从普通民众的具体实际来讲，报道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也没有提出个人更好的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而在政府政策的解读方面，也没有充分地做好沟通协调政府与受众之间的工作。

举例来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力图保证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将影响降到最低。美国政府首先是通过7000亿美元来救市，然后又不断地追加具体的数额，以及后来的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的滑坡，比如具体的减税政策和注资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面临破产的美国著名企业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出台的同时，并没有受到媒体“欢欣鼓舞”的待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在经过国会内部多次讨论之后才艰难获得通过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参与其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救市计划出台的当天，美国的股市仍然在下跌，市场的信心没有得到恢复。所以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博弈过程中，媒体起到了很好的讨论平台和参政议政的作用。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政府也同样出台了4万亿拉动内需的经济发展计划。而国内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基本上都进行了官方的报道，并且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观点，试图积极引导人们来应对金融危机。但是针对这一“4万亿”计划的具体内容，比如资金的来源，资金的具体使用，资金使用的监督情况，哪些行业和领域能够获得国家的支持进一步发展，其中是否存在着片面追求稳定经济增长，死守“保八”经济增长策略的措施等没有具体的分析和报道，并且就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计划本身，国内媒体的解读也并不是做得非常到位，一些质疑的声音也仅仅是存在于一些专家学者在其博客中的只言片语，没有形成舆论。总体感觉国内财经类的报道缺乏专业性、缺乏贴近性、缺乏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独立性。

最后，笔者认为，中国媒体。尤其是在财经报道方面，通过与西方媒体之间的比较，自身需要提升的方面还是很多的，这也是新闻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关注的话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308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

(2)金融危机对我国报业经营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徐 徐

综观20世纪以来的媒体发展脉络，传媒领域的每一次变革始终与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动息息相关。当前，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全球蔓延，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传媒业，更使原本就已处于各类新媒体强势冲击下的报业经营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

金融危机――对我国报业经营并非没有影响

笔者以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报业销售市场和内部运营两个方面。

一是广告收入面临挑战。

首先，从宏观上看，金融危机使我国报业产业整体的增长速度放缓，经济效益和利润率出现下滑趋势，这是由于报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投放量受经济形势影响而缩水。新闻与广告，是新闻传媒的两翼。与西方国家的传媒相比，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主要实行依靠广告收入为主、其他相关产业经营为辅的盈利模式，广告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西方。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低迷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盈利，必然会使企业压缩经营成本，减少广告投放量，从而严重影响报业的广告收入。数据显示，全国报业广告经营在2008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很严重的下滑，从增幅角度看，同比和环比都是负增长。其中，同比下滑的幅度甚至达15％～20％，单季下滑幅度 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侵袭，其对报业广告的负面影响更加不容乐观。

其次，报业的广告主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零售及服务业等几个领域，这些行业一旦发生波动，对于其广告投入高度依赖的报纸必然首当其冲。与其他类型的媒体相比。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报业影响较大、表现较为显著，与报业广告经营中这种较高的行业集中度不无关联。其中，房地产业是我国报业广告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大多数报纸排名第一的广告来源，而房地产业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这种影响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报业盈利模式单一的“硬伤”。

再次，企业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对广告的投放也会更加理性，将会更多地选择那些受众关注度高的媒体以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2008年，国内报媒在与电视媒体的“广告拼抢战”中屡次落败，这一点在奥运会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8月份全国报业广告刊登额同比下降8％，广告版数减少16.5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报纸广告增长幅度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互联网广告却依然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

二是内部运营成本提升。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电视、网络媒体必会进一步蚕食报业的广告市场，传媒业内资源的争夺会更趋白热化，各报之间的竞争也必然会加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报业还不得不面对内部运营成本提高所带来的压力。

先看生产环节。2008年，国内新闻纸价格3次大幅上涨。新闻纸作为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占据了报纸生产成本中的六至七成，而报纸一般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受众，新闻纸涨价必然使报纸本已有限的利润再度缩水。一般情况下，报纸为降低成本都会以减版、减少发行量来应对，而中国由于抗震救灾、奥运会等大事件，报纸非但不能减版，反而要增加印张。为应对日渐增加的压力，国内各级纸媒开始陆续提高零售价格。“其实，这显露出整个报纸行业的无奈，因为市场经验早就证明，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市场总量的萎缩，报纸也不例外。”

再看发行和相关产业的运营环节。金融危机使受众对于经济发展形势和市场预期的不确定心理加剧，进而导致消费市

场低迷，再加上报纸的零售价格受新闻纸价在上涨和回落之间交替反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受众自费订阅报纸的数量必会有所下滑，报纸发行的难度因此大于以往。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空间的萎缩更直接导致报业产业资金链的紧张，再加上金融危机带来的股市震荡使得国内传媒上市公司股票大幅下挫，对一些正在筹划开发新媒体领域和跨行业经营的报社和报业集团来说，其在获得风险投资、扩大经营规模方面的进程必会受到牵制。

“危”中存“机”――报业突围的内外环境分析

当前，金融危机的阴影仍在持续；然而，危机是把双刃剑，直面挑战的背后往往也酝酿着新的机遇。报业的经营者应当对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抓住其中的契机，进而走出危机，创造新的生机。

此次危机对报业的负面影响之大已是有目共睹，甚至有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报业已进入了“经营寒冬”。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整体的经济仍处于较稳定的增长态势，13亿的人口大国仍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些无疑都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和内在的驱动力：随着中央政府推出的各项拉动内需政策的陆续出台和付诸实施。市场上的消费信心正逐步恢复，外部需求引力的拉动也必将使报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此外，金融危机带来的传媒业的重新洗牌会导致报业内部“马太效应”凸显，各竞争对手之间优胜劣汰的速度会加快，在此压力之下，各报会更加重视经营和管理的革新，加强专业的经营人才队伍的建设，各报之间也定会采取相应动作加快并购、整合的进程；同时。传媒经济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丰厚回报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使政府越来越重视传媒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出台更多的政策加大引导和管理的力度。可以预见，报业市场的发展将更趋成熟和理性，抗风险能力也会逐步提升。再者。随着传媒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开始松动，传媒市场正逐步开放，报业的跨区域、跨行业经营前景看好；尤其是对于那些已成功转型的报业集团和报社来说，此次危机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融合其他媒体，扩大市场占有率，趁势做大做强的良机。

应对危机――实施科学的经营管理战略，实现报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是具有突发性和阶段性的，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它所折射出的却是传媒生态环境和发展格局的日趋复杂多变。报业只有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其中的规律，构建科学的经营管理战略，创新经营思路，调整经营对策，转变经营方式，才能在变局中把握先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要夯实报纸主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传媒品牌不仅代表着一个媒体的形象和特色，更直接关系到受众对该媒体的忠诚度和价值认同。而品牌的铸就依托于媒体的内容价值。正如众多学者和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内容为王”始终是媒体发展的一条不变的“铁律”。对于报业来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报纸始终是报社的核心产业，新闻始终是报纸的核心产品。因此，要提高报纸的市场竞争能力。吸引更多的广告来源、增加盈利，就必须首先把报纸办好，注重对新闻产品的内容进行深层次挖掘，以精品新闻立报。例如，《苏州日报》便是走新闻精品化之路的一个成功典型――连续7年获得10个中国新闻奖，获奖数量高居全国地市级党报之首。其精品战略不仅获得了专家和同行的广泛认可，更引发了全国新闻界的热评，甚至称之为“苏州日报现象”。

二要提升管理水平，走集约化经营之路。金融危机使报纸的运营成本提升，也由此暴露出了报业在内部管理方面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的报纸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发行，采取在“量”上大规模扩张和扩版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报业要平稳地度过危机，就必须提高管理水平，通过优化管理出效益。从短期来看，要采取措施开源节流、控制成本，统筹各项资源。提高利用率，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和发行中的无谓消耗；而长期则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运营机制，无论是新闻产品的生产制，作流程，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激励机制以及发展规划等，都要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进行考量，将其纳入集约化的科学管理轨道。机制体制的创新能够激活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不仅是解放和发展报业生产力、转变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要拓展盈利空间，走多元化经营之路。多元化的传媒格局需要多元化的经营战略来应对，其实质是多方位地拓展报业经营的产业链。金融危机使报业单一盈利模式的弊端凸显。报业要逐步减少对广告收入的依赖性，赢得新的盈利空间，就必须进一步调整盈利结构、完善盈利模式，开辟新的增值领域。多元化经营包含两种模式：一是相关多元化，主要通过延伸报业产品的价值链条来实现，例如，《宁波日报》从开发高端动漫产业、启动早期教育培训项目、拓展商务印刷业务等5个方面拓宽经营领域，做大文化产业。二是非相关多元化，这种模式意味着报业多元经营逐步向更高水平和更广阔的领域跨越。例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始进军房地产业。集团总经理王义一认为：“要以资产的眼光发现存量资源的价值。除了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内部产业链运作之外，进一步链接包括品牌、资金、人才、管理、机制和实体在内的外部资源，向有影响、高回报的领域进军；以股权投资为特色的资本运作要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资本运营推进主业建设。”

编校：郑　艳

(3)金融危机报道辨析

郭海燕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已经演变为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对新闻传媒亦是如此。从经营方面看，媒体行业面临更多危机挑战，为了生存，各媒体纷纷作出调整；从业务层面看，金融危机也为金融报道创新改革带来了机遇。就影响新闻报道层面而言，纵向看，我国金融危机报道在30余年的发展中日益进步，在指导现实生活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推动媒体探索新型金融报道形式；横向看，国内外网媒、纸媒、电视广播等不同媒体的金融危机报道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进行一番系统的探究。而在这些探究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危机报道的特质进行探究。从另一方面看，金融海啸的影响程度深、波及面广，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成为民 各媒体纷纷加强金融危机报道，不仅契合了民众的需求。也可借此更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金融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特殊经济领域。金融危机是发生在这个特殊领域的特殊事件。此事件本身注定了金融危机报道与一般新闻事件报道、与普通财经新闻报道、与其他类型的灾难性危机报道相比，会触及极多难点。肩负重大责任，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境地，本文将通过横向比较普通财经新闻报道、其他类型的灾难性危

机报道，对金融危机报道进行探索。

金融危机报道归属财经新闻。目前，传媒实务界对财经新闻的界定有两种看法：第一是以财政、金融、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范围的狭义的财经新闻：二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金融证券领域，以整个经济领域为报道范围，但是其视角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新闻有所不同的广义的财经新闻。俩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报道范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报道是根据行业和领域划分的，与工商新闻、农业新闻、财贸新闻等并列的一种财经报道类型。是集中于银行、证券、债券、保险等具有融资工具和融资功能的行业。涉及财政、税收及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活动和投资行为的一种财经新闻报道。金融危机报道就金融危机事件的方方面面进行报道，自然也是财经新闻报道的一种，带有财经新闻报道政策性、专业性、实用性、服务性的特质：也具有财经新闻报道的功能，比如传达经济政令、传播经济信息、监督经济活动、指导经济生活。

金融危机报道非一般的财经报道。金融危机报道属于财经报道，这并不意味着可将之视同一般的财经报道，因为金融危机报道的话题敏感性远高于一般的财经报道，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邓小平1991年春在视察上海期间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经济是现代社会的重心，金融又是国民经济的杠杆，被喻为百业之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强大作用。金融报道自然而然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敏感话题，对经济运转、社会生活有着更强大的引导作用，稍有不慎，报道失当，就可能引发地区性、局部性甚至是全局性的金融混乱，带来程度不等的不良社会效应。二是金融界正处于危机期。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演化为世界性问题，在此特殊时期，金融作为一国经济结构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部分，媒体对此报道得当与否，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2001年底，阿根廷受经济衰退及财政形势恶化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发生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事件，金融当局决定限制民众从银行提款，政府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此时，媒体报道将银行称为盗窃民众财产的贼，更激化了蓄势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十数天内更换了三位总统，整个社会陷入经济恶化、政治混乱之中。在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内媒体对东莞一些企业倒闭的“想象”报道，导致了群体性讨薪事件，局部不稳定，给企业发展和政府管理带来了不便。

自由交易市场与全球化经济运作，经济行业屡出其他灾难性事件，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强大的传染力、破坏力，决定了金融危机报道与其他财经新闻报道包括突发性经济事件报道相比。影响更为深广。新闻媒体在海量信息中以此危机为报道对象，选择哪些内容进行报道、维持多大的报道量，需谨慎对待。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他国的金融危机爆发，难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这是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必须正视的事实。此时新闻媒体进行相关的报道，是大众所需。然而新闻舆论对金融的安全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此次金融危机又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对我国经济社会还将会持续产生影响。新闻媒体不可将之视为普通新闻，应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报道的敏感性，强化树立公众信心、维护金融稳定安全的责任意识，在进行金融危机报道时，应结合大政方针，同时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承受力，做好新闻内容取舍，把握报道量度，不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

金融危机报道属灾难性新闻。所谓灾难性事件报道就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是在人们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们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并且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或环境污染的意外事件。金融危机爆发，造成了全球性经济波动，极为严重地冲击了部分地区的发展。引发企业破产、内需不足、人员下岗等一连串消极事件，已经酿变为灾难性事件。故而金融危机报道也可视为灾难性报道，有着灾难性新闻负面性、冲突性、危害性等特征；兼具有灾难性新闻双重的传播功能，比如破坏社会、瓦解精神、腐蚀心灵、煽动情感的消极作用，认识世界、激励人心、发出警戒、平衡情绪等积极作用。

金融危机报道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灾难性报道。大部分金融危机报道有着灾难性新闻报道的特质与功能，而与其他类型的灾难性报道相比，金融危机报道也有特殊之处：

首先，金融危机报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更容易遭遇交流障碍。从媒体方看，准确地报道其他类型的灾难性事件，可在短期内完成对该方面的知识冲刺；在金融危机报道中，记者要对事件作出独立判断则需系统的、专业的知识储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报道由一事一报的零散报道走向整体、专业报道，但总的看来，记者的经济金融知识，对相关的政策法规和金融危机现象的理解能力还是不够，对金融危机一知半解，就容易传达失误，造成负面影响。从受众方面看，一般而言，人们是拥有足够的常识理解其他类型的灾难性事件的，而金融危机涉及的信息纷繁复杂，人们对金融危机报道的接受能力尚不强。因此，金融危机报道比起其他类型灾难性报道。更需要注意处理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受众对金融危机报道的心理需求不同于其他类型灾难性报道。其他类型灾难性事件事发前往往难以预测。一旦发生，则能较容易估算影响、采取应对措施；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将形成的破坏不如其他灾难性事件来得可控、可感。其他灾难性事件往往是局部性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对于许多人而言，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们关注或是为吸取经验教训，或是希望促进事件良性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金融危机引发的不仅是金融体系本身的危机，还引发了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股市、楼市等危机，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实体经济危机，影响人们就业、薪酬、消费等，人们阅读相关新闻报道，不管是探究金融危机发生根源，还是了解金融危机事态，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中能够较为准确地预估金融危机对于自身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规避风险。

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主体多元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及时、充分、可靠、有用的新闻信息对于政府、企业、家庭、个人意义重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人们作出决策更依赖于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气候”。媒体要看到金融危机报道被寄予的期待，在报道中实现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树立起人们的信心，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具体看来，记者要具备一定的金融基础知识、要全面理解好国家大政方针：要准确地提供数据信息，要提供真实的事实报道，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信息公开、防

止流言纷飞；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与信息需求，对复杂信息进行梳理，针对大众疑点困惑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分析，多提供预测性报道、前瞻性信息，为人们提供决策依据。

编校：郑　艳

(4)地方党报、都市报对金融危机报道的比较研究

肖艳艳

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已转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面对这一情势，如何进行报道和舆论引导，成为我国媒体一年来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党报和都市报在此次金融危机报道中的表现进行比较分析。

各类报纸上关于这次危机的内容分布在财经报道、国际新闻、时政新闻等各个版面，比较一下地方党报和都市报的报道，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和个性的东西。在我国，党报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使它拥有都市报无法比拟的权威性，而都市�

金融危机报道中地方党报和都市报呈现的共同点

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这次危机由美国波及世界各地，我国地方报纸在进行相关报道时，除把握住了国际和国内大的经济形势外，还对本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一些相关报道，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一方面“大处着眼，小处人手，在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与观照中透视经济生活”，另一方面“立足一行一业，放眼整体全局”。这样才能使报道更加吸引本地的受众，起到新闻应有的社会作用。比如《新华日报》和《扬子晚报》会关注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加工业的影响，《河南日报》和《大河报》会关注当地的农民返乡问题。这种源自外部世界的宏观经济问题，只有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唤起受众的阅读欲望，才能使受众不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个问题，从而也为有力地应对危机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进而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贴近性。“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体现了媒介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它表现出媒介日益强化的平民意识，不仅拓展了报道的空间，也使之更具亲和力。不管是地方党报还是都市报，在报道经济危机时都注意到了危机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并提供一些实用性、服务性的信息。经济新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好典型经济人物的报道，二是关注普通百姓”。

注重深度报道和预测性报道，提升国人信心

危机事件中信息的获取对受众作出正确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经济危机也不例外。与突发事件不同，经济危机是经济运行中固有矛盾的周期波动。在突发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处理结果是媒体着墨最多的：而对于金融危机来说角度的选择尤其重要，事件的成因、未来走势是关乎全局的重要信息。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媒体刊播了很多深度报道和预测性报道，使受众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危机事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通过报道事件的成因来对政策进行解读，通过解读政策来预测未来，一环扣一环地做好金融危机报道的策划，提升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如果片面地报道危机带来的危害则会给受众带来一种挫败感。新闻媒体不是纯粹客观地报道新闻，而是要将观点隐含在字里行间。不仅仅是党报需要舆论引导，任何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都市报都应该以自己的观点为受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

利用权威信息来源，做好释疑解惑。金融危机并不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次危机使我国的媒体第一次面对国内的经济下滑之势。地方党报和都市报毕竟不是专业财经报纸，也少有媒体有驻外采写的实力。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和专业，在采写本地经济新闻时，它们都力图邀请专家、官员来解析经济形势并对政策进行解读：而在报道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危机事件的时候往往援引国内外权威媒体的报道。采用权威信息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报社内部资源的不足，这不但没有削弱自己的权威性，反而会因它们为受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信息而赢得信任。

金融危机报道中党报和都市报呈现的不同点

笔者以为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报服务于工作，都市报服务于生活。金融危机发生在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时期，因此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由于党报承担着一定的宣传任务，因此各地党报需要通过对政策的解读来提高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并提升人们的信心。这也恰恰是某些党报可读性不强的原因。

随着改革意识的增强。很多地方党报在金融危机的报道中除了坚持原有的宣传策略外，还增加了很多可读性很强的内容，比如《新华日报》。由于媒体生存机制的不同，都市报的权威性不是靠政治资源累积起来的，而是靠在日常生活中提高服务性和亲和力塑造起来的。党报上虽然也有相关的民生报道，但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长远来看，面对知识结构日益更新的受众以及都市报的竞争，党报的经济报道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不能偏离经济这个本位。党报应充分利用其优势，既要对经济形势的整体状况有权威性的解读，同时又要加强其与普通市民生活的联系。党报和都市报的分工不是必然的而是在日常的媒介环境中形成的，因此随着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和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党报和都市报定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借鉴与交融模式，《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的成功就是典型的例子。

党报重政策解读，都市报重独家信息供给。地方党报、都市报在金融危机中都尽力发挥其信息功能：党报的新闻报道注重执政理念(如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新闻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各级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解读、经济工作会议报道和领导人视察经济建设的活动报道；而都市报则侧重为受众的生活提供相关的信息，除去转载的国际和全国性信息，都市报自己也采写金融危机下居民如何打理生活的小贴士。同时也增加了一些软性新闻，从内容上来说，金融危机的概念贯穿在都市报的各个板块，以《扬子晚报》为例，经济、政治、文化、娱乐等均有体现。由此可见，都市报的厚报资源使它有更多的版面对金融危机加以报道，以为受众提供更多的话题，这也是媒介竞争的需要：而党报的版面有限。由于宣传的需要。党报不可能拿出太多的版面给金融危机，于是在指导性和信息性的双重要求下，自由余地有限，党报往往

独家新闻是一个媒体生机与活力的体现。都市报的电子版起到了导读的作用，要想读到这些信息必须购买纸质的报纸，《大河报》在很多新闻的处理上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而党报却少有这种危机意识和创新意识。《新华日报》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着力进行积极有效的舆论引导，以系列报道、系列评论、政策解读等多种报道手段。深刻挖掘，重点

解剖，引领江苏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辩证处理好“危”与“机”、“热”与“冷”、“大”与“小”的关系，立足给企业发展鼓劲头增信心，精心发掘企业发展在整体不利因素中的积极因子，以更具贴近性的报道视角，显示了省级党报的强大舆论引导力，展示了江苏经济社会在逆境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和强者风采，这是值得其他地方党报学习的地方。

党报侧重于理性引导，都市报偏重感性应对。在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中，地方党报和都市报在人们树立信心方面有很大不同。地方党报注重理性引导，以党和政府的各种决策以及各种典型报道来说明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金融危机一定会过去，形成一种舆论导向。党报除去对危机的客观介绍和报道外，也有一些逻辑严谨的评论。但是大多是一些政策宣传，以政策的坚定性来坚定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念。

危机当前，都市报将它的服务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如前文所提到的，都市报利用它的版面优势对危机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解析。因此，在都市报上关于如何应对危机的文字大多是一些软性而感性的，少有政策口号，多是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民生报道和金融危机下如何持家理财的服务性报道，这样通过一些细节就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危机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战胜的。在都市报上，危机是可怕的，但是也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对策来应对的。这种报道的思路也是一种间接的舆论引导。这是值得党报学习的宣传策略。

编校：郑　艳

(5)力度角度深度――我国媒体两次金融危机报道差异比较

钱　婷

2008年的金融海啸使得金融报道再次为业界广泛关注。回顾历史，我国的金融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报道领域不断扩大，报道形式不断出新，报道水平不断提高，报道内涵也在加深。对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报道不难发现，此次金融危机报道在力度、角度和深度方面均有较大进�

报道力度：从投入不足到全力追踪

在网络新闻尚未普及，报刊及广播电视仍是主要传播方式的上世纪末，国内传媒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报道力度与西方新闻媒体尚有较大差距。泰铢贬值之初，新华社当天就了消息，有些报纸如《光明日报》等随后发表了新闻综述，《经济日报》7月11日刊出一个整版“泰国金融动荡”专题报道(该专版获第三届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但多数报纸一开始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分量。

在危机逐渐加深和蔓延后，国内各大传媒方加大力量追踪这一事件，但中国传媒因受到各大传媒驻外机构的技术手段、人员素质及总部的专家队伍方面的限制，在及时报道金融动态、获得现场第一手材料、预测和报道危机走势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例如针对西方传媒把危机原因归结于1994年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嫁祸于人的报道，我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虽发表文章严厉驳斥。但这些批驳不够及时，有的甚至晚于其他外国传媒对这些不实报道的批驳。

事隔十余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传媒也不再是冷眼旁观的局外人，而变成了抢先发言的竞争者。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凯教授指出的：“在金融海啸面前，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国际同行在经济新闻传播方面也大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传统媒体的反应速度大大提高。以电视媒体为例，2008年9月中旬，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随着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出现，CCTV-2于9月20日便迅速推出了《直击华尔街风暴》，“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危机”的宗旨与各国媒体对话，从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节目编排等方面突出中国特色，努力发出响亮的声音，从而在与comN、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强势媒体的竞争中抢占话语权。

网络媒体充分发挥整合优势。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威力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报道中显露无遗，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第一时间推出专题、独家策划，关注金融风暴中的每一个节点。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欧洲银行危机、花旗大摩合并业务、G20峰会等专题为国内受众提供了风暴中心的海量信息，图表、视频、博客等技术手段的融合运用构建了新闻全息化的图景。以腾讯财经的专题策划“金融风暴横扫全球”为例，滚动新闻、市场行情、美股动态、评论文章、大行报告、相关专题、全球股指、Q&A板块对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和深层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网络大容量、多媒体、交互性等特征的充分发挥，使国内的新闻报道与国际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报道角度：从“他者视角”到“ 专业性的金融媒体数量较少，专业化水平不高。在综合性报纸的内部分工里，金融报道仅仅是从属于和工业、农业并列的财贸报道的一个分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传媒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报道策略较为被动，角度较为单一，主要形式是综合分析与专家访谈。在每一次重大波动后，由驻外记者发回报道，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上进行宏观的分析评论。新华社驻亚洲几个分社每遇大的波动就综述，驻东京、华盛顿、纽约的分社也经常推出有分量的分析报道。《人民日报》国际版开辟了“亚洲金融最新动态”专栏。《经济日报》在每一次大的波动之后均推出专题报道。其他没有驻外记者的报纸如《中国经济导报》、《深圳特区报》等，也纷纷组织专家访谈。

时至今日，经济新闻领域的开放度越来越大，讨论的角度也趋于多元。我国传媒开始“ 既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事务的最新动向，又立足我国现实，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服务本国受众。

全球视野。近年来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直播能力大大增强。受美国众议院否决了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影响，2008年9月29日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历史性地狂跌近800点，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的跌幅则分别创下1987年和2000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崩盘当晚(北京时间凌晨2点)，凤凰卫视便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了直播，使我国受众对获取信息的速度与世界同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则利用自己与全球最大的财经电视媒体美国comBC合作的资源优势，连续在“今日期市”、“今日汇市”、“公司与行业”中，及时、充分地报道次贷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危害，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国内受众展示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

受众本位。“站在家门口，心怀全世界”是读者对当今经济新闻记者的实际要求。面对汹涌而至的金融海啸，不少地方媒体积极参与新闻竞争，结合国内外形势，采取本地化的视角，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嘉兴日报》财经版推出“爬坡换挡36计”、“对话禾商”等栏目，通过本土

的具体案例反映金融风暴下企业如何渡过难关：浙江经视推出的“新闻深呼吸”栏目组建了包括资深媒体人士、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政府各部门决策顾问和特约新闻评论员在内的智囊团，并借此为市民提供智力支持和消费指南；《新民晚报》的强势报道栏目“坚定信心、直面危机”，注重政策与措施的“软硬结合”、国内与国外形势的“内外结合”、行业和政府措施实施的“上下结合”，实现了报道视角由“小民生”到“大民生”的转变。

报道深度：从“难读难懂”到生动务实

有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报道有这样的概括：“除了新闻缺少五要素，一般化报道多，热点新闻少，从工作角度出发多，考虑读者需要少等弊端外，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报道的通病――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愿看。”

可读性很差，感觉很难读。“专业”得又不够专业，让内行看笑话。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问题。在当下的金融危机报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传媒不仅广泛采用图表、图样、照片等形式，形象、生动、立体地报道金融动态，而且拓展报道深度，为受众提供更具接近性、解释性和前瞻性的信息。

小中见大，关注民生。体验式报道是一种“受众友好”的报道形式，既能深入报道行业的实际情况，也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浙江日报》找出金融危机中的十个“民间样本”，报道如“超市货架上为何多了自造商品”、“民营企业为何无一员工丢饭碗”、“柑橘为何能换成家电”、“柚农从抱团贷款到抱团入市”等公众生活中的小事。从人性化的角度报道经济新闻，让受众在带着感情的阅读过程中，认清宏观经济形势。

释疑解惑，纠正误区。在经济波动期，宏观走势是社会关注焦点，政策效应是各方权衡重心，解� 解释性报道关注危机中的机会，帮助受众正确认识和从容应对金融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刊登评论的方式解析当前国家出台各项政策的效果，告知公众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往往有较长的滞后期，这有助于公众理性地看待国家当前采取的各项保增长的经济举措，维护公众的市场信心。

高瞻远瞩，引导舆论。面对危机来临时的悲观情绪，《深圳晚报》推出“2009‘保增长’系列评论”：《中国信心，一枝独秀》、《国民财富的增长是硬指标》、《抢抓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发挥政策优势，做足特色文章》、《科学发展是保增长的前提》、《改革是增长的永恒动力》等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文章。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面对“投资热”中存在的浮躁心理，《新华日报》集中摘发了《为13亿人看好每分钱》、《防止求政绩舍民生》等4篇评论。之后，又陆续刊出《别误读了“出拳重”》、《我担心“萝卜快了不洗泥”》等出自高端的理性声音，取得了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先机。

编校：郑　艳

(6)我国不同媒体的金融危机报道比较分析

郭 元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突发性、极强的专业性。且又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议题，对不同媒介的相关报道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今时代，新旧媒介形态并存，不同的媒体之间既相互竞争，也相互牵连：不同的媒介在功能上存在着分化与重叠，作为一种产业又存在着集团化的融合趋势。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公共事务都会有媒体的参与。它所传播的内容和其媒介本身都是研究当代社会时很有参考意义的部分。研究我国不同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是从一个兼具新闻性和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议题出发，通过比较不同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的表现，希望能够窥探到透过媒介所折射的当今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

不同的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密集报道时，受各自不同的媒介形态、内容定位等所限，所提供的报道带有各自的特点：但是这次是中国媒体第一次面对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共性。

纸质媒体(报纸、杂志等)：对纸质媒体的分析，本文主要是选取三份富有代表性的报纸：《人民日报》(党报)、《现代快报》(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专业类报纸)，选取雷曼兄弟破产后一周的时间，对三份报纸对金融危机的报道量做了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不同属性的报纸虽然在报道的数量上有差异，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应很及时，都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雷曼兄弟行破产的消息，并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报纸媒体对金融危机反应的及时还表现在：在危机爆发的最初一周，报纸上不仅出现了对金融危机客观信息的报道。还包括对金融危机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预测性、策略性的评论。2008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篇关于经济危机的报道分别是《美国经济危机，我们如何应对》和《敲响风险的警钟》，都是针对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了预警与应对策略：这一点在专业性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数量较多，几乎在该报纸的各个版面都有相关的报道，既包括更为细化、翔实的客观事实信息。也有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所做的评论性报道；代表都市报的《现代快报》虽然主要报道客观内容。但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预测也有所涉及。

报纸的历史要久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而后两者的崛起与发展对报纸形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报纸是通过印刷在纸面的文字进行传播的，在感官冲击力上无法与广播电视媒体“声色兼备”的传播优势相抗衡，也不能如网络媒体般便捷地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区域，但文字的传播却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更具理性深度的剖析。金融危机是个专业性极强的议程，虽然危机在本质上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是在解释危机的成因、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方面都需要理性层面的深度剖析，而报纸媒体在这一点上是占有优势的。不同的报纸也结合自身定位的不同组织不同层次的内容：《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级党报主要是从全局性的眼光出发，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报道与分析；《现代快报》这类都市类报纸则侧重于结合市民的实际生活进行报道，报道更具贴近性：专业的财经报纸则从财经方面全方位解析危机，在专业深度和广度上均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广播电视媒体：电视媒体频道专业化的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伴随频道专业化而来的内容的专业性和特色化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本次金融危机的报道中，有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中央电视台2套增播的栏目《直击华尔街风暴》，该栏目是2008年10月11日开始，CCTV-2每天

傍晚增播的，此外，该频道的常规资讯类栏目《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都将金融危机作为重要的报道内容。经济频道实现了全天四大时段密集编排播出，重要新闻不间断滚动，最新信息及时播报的播出状态。这一点是纸质媒体所不及的。“媒体在这个阶段不仅要满足向公众提供金融危机零散的信息，还要随着势态的发展，能够从各种杂乱的信息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东西，经过信息的整合和编排，使得受众对金融危机的认识更加清晰。”

电视媒体在这样的重大议题中显然并不满足于实时提供最新信息。一些针对金融危机的专题类节目已经向深度化发展且颇有成效，《直击华尔街风暴》每期都邀请到一位专家对当期话题进行解析，并且配以适当的图像，使电视观众更易理解。除了作为部级媒体的央视外，作为省级媒体的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也在其栏目《头脑风暴》中播出了关于金融危机的专题节目，邀请专家、财经记者、业内人士等进行问题的探讨。同时，“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文广集团利用自己与全球最大的财经电视媒体美国comBC合作的资源优势，连续在《今日期市》、《今日汇市》、《公司与行业》中，及时、充分报道次贷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危害。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为国内经济界人士准确把握危机进展提供了最及时、全面、权威的资讯”。

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新闻议程，电视媒体也以内容的专业性和理性深度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受众的目光。

网络媒体：金融危机期间，虽然网络媒体上也充斥着关于危机的各种消息。但是由于网络媒体没有新闻的采访权，所以门户网站上的相关新闻、视频都是转载自报纸、杂志或是电视栏目，不具备新闻报道的原创性。作为新媒介的网络在金融危机的报道中充当的更多是一个意见交流平台的功能。其对于金融危机报道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于一些个人通过网络平台(博客或论坛等网络社区)发表自己对金融危机的看法与感想，即为相关新闻信息的采集提供了直接的感性的资源，也提供了来自不同身份的网民个人对金融危机的各种观点。“一个名叫‘我叫粱山伯’的网友，发表了《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网文报道(广东媒体的报道――笔者注)就是由此开始：显示报道此网文引发网络轰动这一感性事件，从而吸引读者关注东莞产业现状：然后。媒体跟进，通过政府官员和专家回应网文，进一步报道官方态度；接着，再跟进网友和读者议论，来完善报道。”

根据以上不同媒体对金融危机报道的简要概述，比较不同媒体的报道特点，笔者认为，不同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不同媒体视角的差异性和舆论导向的一致性。对于同一个议题。不同媒体选择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报道，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如《人民日报》这类的中央级媒体虽然在金融危机初期报道篇幅不是很多，但主要是从社会全局出发，从国家宏观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等进行报道并提供整体性的指导意见：而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则利用与海外电视媒体合作的资源优势，对国外的金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有助于普通观众以及经济界专业人士对金融危机的了解与把握。尽管在视角上存在差异，不同媒体在报道的舆论导向上却保持着较为统一的态度，侧重引导受众树立信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金融危机。2008年9月24日，总理在纽约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这句话可看作是国内媒体报道金融危机的共同的舆论导向。

二是理性与深度成为共同的追求。专家意见的普遍介入。在不同媒体的报道中，对专家的访问与专家意见的引用成为突出的共同特征。金融危机一方面因为其专业性而不易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另一方面也因其危害性而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由于中国专业财经记者的缺乏，专家意见成为各个大众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加深报道深度的重要选择：同时，因为专家的专业性也提升了其意见对受众的说服力。专家的意见具有理性深度，可以帮助受众以更为理智、冷静的态度面对金融危机，避免受众陷入盲目的恐慌状态。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3

论文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 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金融危机论文 24

1.1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刚性有余，企业文化意识不足

日前，管理科学发展较快，企业员工文化意识提升明显，但因企业仍然仅关注自身效益，忽略文化建设，现代企业价值观、文化观难以形成，导致企业理念与个人价值观产生错位，企业认同感低，职员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足等，干扰了企业健康有序发展，降低了企业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同时，忽视人才培养、储备、挖掘，极大限制了中小企业升级改造能力，制约了企业发展活力，降低风险抵抗力，风险来临时，中小企业苦无应付之招，长此以往，造成恶性循环。

1.2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陈旧，激励、考核机制缺乏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权责明确等是当代企业显著特征。但国内的中小企业制度陈旧，致使它们面临着以下困境：其一，薪酬激励机制陈旧、单一。这种陈旧、单一、刚性有余的激励特点决定着职工的收入水平一旦达到某种上限，不再有提升空间。而且，无论企业效益如何变化，经济大环境如何改变，受制于政策、法规，职工收入死板、固定。其二，提拔、选用人才制度落后。由于中小企业精神、物质福利制度缺乏，薪酬激励机制陈旧、单一，职员，尤其是管理、技术人才特征难以发挥，个性需求难以满足。同时，这类企业考核标准变化频繁，人的因素干扰过多等，易形成奖惩失衡，影响到企业发展的公平、效率。

1.3缺乏长远的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管理粗放，缺少核心技术、劳动密集、高污染、高投入等依然是国内诸多中小企业基本特征，而跨国公司以金融及产业资本掌控了国内相关产业，又逼迫中小企业只能停留于产业链低端，激烈竞争环境中的这些企业没有长远的危机应对信心、措施，其生产、管理具有明显的短期性，不愿投入员工培训，担心没回报。部分中小企 搞员工培训的企业也是盲人摸象，没有系列科学培训制度，种种原因导致企业发展至一定规模时，人才短缺现象凸显，最终体现为核心竞争力不强。

1.4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工作弱化

众多中小企业没有形成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关部门调查资料显示，仅有27.02%的中小企业建立了规范的用人机制，在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日益健全前提下，假如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不引起相应重视的话，隐藏风险只能更大。

2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依然在蔓延，给各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损失在持续，我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且影响巨大，同时，国内中小企业会面对竞争加剧、需求不足的两难困境。因此，国内这类企业既要争取更多的政府层面支持，也要增强自身的风险抵抗能力，增强人力资源创新管理，变危机为机遇，这样才能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2.1以人为本，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地位

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必须发挥更大功能，全力争取负责人支持，与其它机构通力协作，积极赢取职员信任、理解。在加强此项工作时，树立“以人为本”人才理念，尊重、依靠、信任员工，将员工置于企业管理首要地位，把员工当成企业内部最重要资源，做到一切管理工作都围绕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来进行，充分激活员工创新精神与活力，使员工素质可以自由、全面提升，把员工自身发展目标与公司发展目标进行有机统一。

2.2构建科学的人才选拔、聘用制度，增强企业人力资本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内的中小企业招揽人才要注重面向世界、市场、竞争这些规律，坚持“外招内挖”原则，通过聘用、竞争等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完全让市场来配置自身的人力资源。尊重高级人才，在薪酬待遇上实现接轨市场价位，持续发掘人才资源配置效应。坚持人才聘用工作科学化、制度化，避免人才聘用时的主观性、随意性。要看到金融危机让海外高级管理、科技人才回流这个事实，及时把握人才抄底良机，尤其是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更要利用时机，增强人事制度创新、改革，提升人才培养、引进工作力度，对高级科技人才，不但要给予他们优厚的福利、薪酬，更应在其吃、住、行以及家庭等问题上给予其充分便利，以此来发挥其潜能，带领企业快速平稳发展。进行人才选拔、聘用时，企业应当在引进、聘用高层次人才时申请政府机构介入、协调，以免形成一拥而上，出现恶性竞争，加大引进成本；同时，可以试行“捆绑引进”，发掘更全面的人才资讯，减少引进风险。

2.3构建合理的职员职业规划、培训体系

企业合理、有效的培训能拴心留人。所以，中小企业要找到自身特色，根据自身条件拟定人才培养战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方向来帮助职员确立他们的职业规划，让企业、职工个人二者的发展目标吻合。

2.4构建完善的激励、薪酬机制

首先，把红利、优先认股权、薪资、奖金等进行有机结合，实现所有员工自身利益需求，以此实现物质刺激的最佳效果。其次，打造积极的文化环境进行精神刺激。给职员营造较好的作业环境、氛围，力促职员间融洽人际关系形成，让他们热爱公司、甘于付出；对典型人物及时表彰，让职员学有目标、有榜样，建立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最后，构建协调、严密的岗位检查、考评机制，实现奖罚有据、到位，以此促使职员全面发挥工作主动性。

2.5打造企业文化，营造友好氛围

企业文化能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职员之间产生凝聚力，给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动力保障。所以，中小企业务必要高度重视这一点，把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当成企业自身素质增强等的主要途径，持续提升、整合、培育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打造和谐、有序、乐观的工作氛围、员工关系、生活环境，以此来激发职员的创造性、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2.6增强校企合作，构建人才基地

力促产学结合，推动校企合作，发挥高校人才基地效能，给中小企业以全面、有力的技术、人才保障。国内这类企业有必要依据“资源共享，互利双赢”规则，健全合作体系，主动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立体校企协作，以此培育适应自身需要的人才队伍。

3结语

金融危机论文 25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泡沫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产生了通货膨胀现象，2008前三个月，CPI指数分别达到了7.1%、8.7%和8.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尤为剧烈，08年一季度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并且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仍然很强烈，其次是中国股市发生了剧烈了震动，自07年10月创下新高以来到08年4月22日跌破3000点，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达已超过50%。第三，从较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存被低估，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国民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房市，造成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第四，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实际上已经把美国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全球，中国也不能例外。综合以上原因，人们对于我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和专家甚至指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与许多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破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在世界有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即所谓大萧条时期；二是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波及全球；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包括阿根廷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尤其著名的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爆发危机是由经济体系失衡引起的，具体来说，分为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市场失衡和借贷市场失衡。下面笔者就来就来具体分析这几种情况，并结合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来判断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一、国际收支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端于此。一般来说，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往往出现了经济不景气，政治动荡等现象，继而国民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对美元等外币需求上升，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抛出大量外汇收回本币，但是随着负面消息继续出现，货币当局最终无法捍卫固定汇率，宣布货币贬值，导致本国货币崩溃。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况为例，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泰铢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主要盯住美元，随着泰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与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上升，泰铢被高估，泰国央行被迫发出大量外汇维持固定汇率，到1996年下半年，泰国金融市场就出现了挤提风潮事件，1997年2月，国际游资又大规模抛售泰铢，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已实行十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当日即贬值19%，8月，泰国政府宣布暂时关闭16家金融机构，还宣布境内外泰铢实行统一汇率，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再度掀起抛售泰铢的狂潮，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汇率也急剧下跌。那么中国会不 首先，中国自从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就已经不再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虽然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相反，人民币汇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13%，并且还有升值的预期，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贬值预期。其次，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由01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6000多亿美元，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一。有了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就可以有效抵御国际炒家的投机，避免外汇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所以，我国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资本市场失衡

资本市场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当资本市场失衡时，将会引起市场的恐慌，大量抛售证券，发生资本市场崩溃从而引发全面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八七年发生的股灾就是资本市场失衡引起金融危机的著名案例。在八十年代，由于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成功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股市也水涨船高，产生了明显的泡沫，直到87年夏天，股市仍然一片繁荣，但是到10月份，由于一系列的利空消息，如逆差增大，财政赤字严重，使投资者产生了担忧，泡沫开始破裂，10月14日，道指下跌95.46点，创下新纪录，10月16日，下跌108.35点，10月19日，也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股市下跌了508.32点，跌幅为22.6%。这场金融危机还蔓延到了全球，欧洲、亚太地区的股市也出现了暴跌，例如，10月20日，恒生指数跌去33.5%。87股灾使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股民损失惨重，很少再购买住房导致不动产市场价格下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美国当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首先是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从股指的角度看，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探底至998点至2007年10月16日达到历史最高点6124点，上证指数上涨了500%以上，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上证指数又缩水50%以上。因此，从下跌的幅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股灾”。然而，再仔细分析一下中国与美国的差异，笔者认为，股市的下跌不会上升到金融危机的程度：第一，中国的股市毕竟是一个政策市，换句话说，官方对中国股市有足够的控制力，而且调控股市手段多样，如在股市大跌时出台利好政策、政府官员讲话，或是召集基金公司集体进行“窗口指导”，还有国资委等政府机构直接动用手中的资金救市等，例如，今年4月22日，当股票跌破3000时，政府立即进行3000点保卫战，当日即收大阳，4月24日，出台印花税下调利好，股市几乎全线涨停。另一方面，尽管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但基本面并没有走坏，高速增长的预期没有改变，因此，只要政府释放利好，市场预期马上改变，股指再创新高也不无可能。第二，即使股市发生崩盘，灾难也不会蔓延到银行体系，八七股灾之所以会引起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是因为这些银行有大量的股票、债券抵押贷款，1987年5月，美国银行对股票债券的抵押贷款达388.9亿美元。而在中国，企业主要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投资并不多，法律也不允许从银行借入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因此，当股市崩盘时，不会产生企业亏损从而给银行造成坏账的情况。当然，也法律也不允许银行投资于证券市场，因此，在中国，即使发生股灾不会引起银行业危机，真正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问题。

三、资金借贷市场失衡

资金借贷市场失衡引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就是信用危机，其原理在于，为刺激经济，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银行发生大量坏账，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挤兑现象，羊群效应使得这种现象很可能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造成大量银行倒闭，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上世纪80年代签订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不利的国际收支环境，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了信贷，银行放出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加之日本土地本来就比较稀缺，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猛涨，当时日本土地价格是美国的三倍多，1989年，日本央行三次上调再贴现率，利率提高后，借款人无力偿还利息，导致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破裂，到1997年日本住宅用土地比1989年下跌了约30%，商业用地下跌了约50%，8家住宅金融公司(住专)中有七家倒闭，这也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针对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情况，有许多专家呼吁谨防房地产泡沫破裂，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是一个问题，泡沫理论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格林斯潘说过：“泡沫只有在它破裂的时候才会被证实”，一些学者用房价与家庭年收入只比来测算泡沫是不妥当的，这个比率高只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证明房价高，在经济学上测算泡沫应该用新房空置率比较合理，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一指标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定性地说，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供需引起的，经济学认为房地产的供给长期的比较固定的，但在中国有一个周期问题，大量的城市单元住房都是在80年代兴建的，20多年过去后，这些住房在面积和结构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要求，所以对新住宅的需求是很大的，这自然引起房价高企；另一方面，有几个原因使得房价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供地从紧的政策使房地产新增量有限；二是目前的政策目标是稳定房价，而不是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三是由于全球通胀，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房地产价格走高，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中国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金融危机论文 26

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 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27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 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 28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关键词]货币宪法；金融危机；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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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1-2]，但是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3-6]有些学者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7]然而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府。[8]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在，导致国家货币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危机、国家危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9]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坎南的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编的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波恩霍尔兹的Monetary Regimes and Inflation—Histo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苗连营，吴礼宁，吴乐乐，等。货币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2] 吴礼宁。租税国家的立宪主义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3] 江涌。次贷危机是美国的道德危机[J].国有资产管理，2008（11）：33.

[4] 程启智。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制、根源及其启示——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0（1）：70.

[5] 邱丹阳，艾尚乐。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J].东南亚纵横，2010（3）：105.

[6] 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J].中国金融，2008（20）：31.

[7] 蓝庆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