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论文精选29篇》

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哲学论文 1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濒临了序幕。当自己怀着局促不安的心境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多少年的求学生活，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轻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膏火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量，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夫，没有他们的勤勤奋恳和细心部署，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撑和激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夫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辅助和救济是相称艰苦的。因而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力上赞助的亲戚、友人、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出色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精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空虚和高兴。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渡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光里，我有幸和很多优良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解哲学。后因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激动的起因，我恋恋不舍的分开了哲学系，离开了敬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但我确切学到了良多有用的常识，尤其是对我思维和方式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货色始终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涯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信任，这些东西将随同我走完全个人生的途径。当初回忆起在哲学班的日子，仍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激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群体，开端了新的专业。固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依然感触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窗们的热忱跟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发生兴致是十分主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谨严的学术立场，风趣幽默的授课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入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进程，我的论文指点老师王国华教学，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难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倡议，对我的论文进行仔细的修正，使得我的论文构造一步一步的完美，内容日趋饱满。不王老师的细心领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实现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本人的程度还无比的欠缺。性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一直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哲学专业论文 2

关键词：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4-0142-02

任何哲学与哲学教育是有着自身规律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的实际培养工作中，揭示和遵循这种规律恰是我们这些哲学教师的主要职守之所在。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硕士生教育在不断强调创新的同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愈来愈重视，学术视野愈来愈开阔，授课方式愈来愈灵活等，但这些现象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危机。其中，问题意识的匮乏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重要短板之一，如学生会写很多的论文但却没有很多的问题，而“问题就是研究活动的出发点，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只能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因此，问题意识成了一个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培养的重要因素，笔者也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并试图探寻养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问题意识的路径或方法。

一般而言，问题意识是对主体知觉、揭示矛盾内外部诸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思维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如果仅就心理层面而言，它通常是个体在认识活动中因遭遇到疑难而产生的困惑、怀疑和欲求解决的心理状态，进而促使个体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意识虽源于问题，但却是对问题本身的超越。问题本身是多样的，是经验层面的；问题意识则进入到了理性及理论层面。问题意识的提出，即意味着学习者与研究者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自觉，且具备了一定的分析与把握问题的能力。因此，遵循问题意识的内在理论，必然要求实现相应的理论自觉。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教育活动中，问题意识的凸显常常停留于经验层面，呈现为简单化的分析框架，学生们往往不会提出“真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首先，哲学教育的理想性正日益被社会对哲学的功利性要求所侵蚀。当很多报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只是将对之作为改变自己未来处境的跳板时，当哲学无法变成以“思”与“问”为特征的、令人向往与痴迷的职业的时候，他们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亦不再追求思想的乐趣，“理想的逐渐消失可悲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遭受了挫折。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传授各种科目。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

进而，哲学本应具有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功能日益片面化为单一的授业功能，进而丧失了哲学的最大之“业”即思想的意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是一个纯粹理论思维的训练，它需要拒绝哲学教育的实用色彩和庸俗化倾向，需要人们尊重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近年来，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成是知识教育，本专业的很多学生也变得懒于思考甚或害怕思考，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课程分数以及能否顺利毕业。

此外，线性的知识体系、单薄的知识储备以及教科书式的思维模式是问题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能够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要求学生对西方哲学的背景知识有专业储备；同时，它不仅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同时要求学生具备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与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此外，它还要求学生打破过去以主/客二元对立为特征的近性思维模式，建构一种主—客体的现代哲学思维模式。而现状是，学生知识结构的突出缺陷就是狭隘性和封闭性，这将直接导致学生在解读文本时意义发生漂移，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理解流于表面，进而造成一系列困境：不能透彻理解经典作家们的写作意图，不能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亦不能建立起与问题情境的有机联系，更无法形成问题意识。

由上可见，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浮躁焦虑感，另一方面也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教育工作中的困境。基于此，大力倡导并促进问题意识的养成，将十分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水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言，关于问题意识养成的路径，至少可从两方面加以思考。

一方面，在抽象的意识层面，需首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重新恢复哲学教育的理想性。批判精神是哲学教育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是需要养成学生的批判精神。因为，批判精神使得我们不故步自封，不囿于偏见，不盲从权威，它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当然，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对已有的思想进行无根基、无文本依据以及无内在逻辑的纯粹否定，也不是对现实的犬儒主义抵抗。其内涵应主要包括：首先，是对对象的研究性介入，并对这种介入本身与研究缘起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发问，始终在肯定的同时抱有怀疑精神的否定性姿态，从而意识到视角的多维度、视野的开放性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中产生的，也是在批判中发展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正是这种批判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性。其次，批判精神要求我们以批判的方式去对待批判自身，“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恰恰说明了对批判本身进行批判的必要性。批判之所以可能和必要，在于它意识到了批判对象与批判自身的有限性。进而，批判的存在也基于批判对象及批判自身的超越性。前文已提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一部批判史，它是认识批判、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历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本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显然哲学家要关注自己的时代，但哲学家关注时代的方式不是简单的镜像式反映或反射，他/她需要的是中介性的方式，即在关注时代的同时要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张力，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存在联结起来。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样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在当下现今得到直接反响。”可以说，当哲学家们仿佛总是以不合时宜的姿态出现在时代中时，事实上他们却是时代的真正的而清醒的观察者、诊断者和批判者，同时哲学也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不断重铸其传统。

另一方面，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养成至少可以从以下层面进行：其一，拓宽学术背景，完善知识构架。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习，不能仅仅只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著，更需要涉猎与通晓中西方哲学史，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进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的思维方式需从理性哲学的近代知识论传统转向现当代哲学的存在论传统，对哲学的理解也需与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一步开阔学术视野。其二，应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很重要的是就“问”本身提问，发展创新性思维。海德格尔曾言，“进行哲学活动意味着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而这种询问则意味着，通过澄清所要询问的东西去冒险探究和穷尽在这一问题中不可穷尽的东西。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哪里就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而言，这种哲学之问不是虚假问题之问，而是对生命之根本的思考与提问，是对人的解放与自由何以可能之问。同时，提问方式本身也就决定了问题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掌握理论思维的工具并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反复追问，进而“改变世界”。其三，通过以研读经典为主要方式的学术训练，培养学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性，对文本和材料的判断力，以及思维的逻辑性和对生活世界的洞察力。通过研读经典，可以让学生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去理解过去的哲学，并从中领悟到事实上过去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或原典，它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留下来的思想资源，又是有待于我们进行创造性诠释的文本。也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一直保持着它的开放性，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世界的发展，直到今天并仍将继续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生教育，一定要注重养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因为，哲学和哲学教育应使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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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

哲学类论文 3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三、面对偶然性与必然性时人的自我发展

在人类历史必然发展的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偶然发展的小浪潮的进程中，即使是作为食物链顶端具有自主创造性的人类，无论认识水平怎样提高，都不能彻底撇开或避免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就像人类抓住了科技这条锁链，或者说是偶然性的契机，利用它越来越造福人类，但是不得不说它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地逐步服从于科技的规范要求；科技发展至今如果属于发展的必然性，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么？我们不能单单把偶然性与必然性割裂开来分析，虽然偶然性的产生是无缘由的，但是马克思认为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为一对关联范畴，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生活中，一方面要尊重客观必然性的要求，重视各方面的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拥有行动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偶然性在其中的作用，任何一个偶然性都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要善于利用和把握，利用偶然性为必然性发展开拓道路。苏联的李森科曾宣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一度反对分析偶然现象。结果导致苏联的生物学领域被形而上学思想所控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人作为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客观存在的主体，除了善于抓住契机之外还要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充实自身，在遇到任何困难时不是畏首畏尾，而是积极主动应对。只有作为人民群众组成部分的个体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有效作用；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良好向前发展。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各方面条件极为有限，博士论文中的潜在价值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极大的理论价值体现，放置于当代中国，而且经过历代学者的潜心研究，马克思的偶然性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思想，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必然发展和更好地掌握历史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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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嘉昕，张一兵。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J].理论探讨，2005（4）.

[4]颜岩。马克思对黑格尔偶然性论题的继承与超越[J].哲学研究，2017（11）.

哲学论文 4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洞穴比的喻来解释理念论。“设想一些生活在地下洞穴的人；从洞穴地步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世界敞开的入口。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他们的腿和脖子被绑缚在一个地方而被固定在那里，只许他们向前看，而不许回头。在他们身后较远的搞出有些燃烧的火光，在火与囚禁者之间的高处有一条路，你应该设想路边已经筑了一堵矮墙。”矮墙的另一边有人拿着各种雕刻的人像以及动物模型，都高于这堵矮墙，火光将这些人工制品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囚徒们都认为影子就是唯一现实。最后，一个囚徒挣脱了枷锁，走出了洞口。看见了太阳。在阳光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墙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洞外的比喻，就是柏拉图对世界的划分。柏拉图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公开地揭露理念论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巴门尼德篇》前半部分中，柏拉图以巴门尼德之口揭露了理念论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困难。首先，在什么事物有理念的问题上遇到困难。柏拉图对存在公正、美、善等诸如此类的理念毫无疑问。对是否存在火。水等自然物的理念则表现得犹疑不决。而对头发、污泥等低贱的无价值的东西。则坚决否认它们有理念。其次，是分有说中存在的困难。具体事物分有理念只有两种方式，或者分有理念的整体，或者分有理念的部分。再次，证明理念是单一的方法也存在矛盾。最后，理念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理念不可认识，既然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是分离的，那么理念只能与理念相互关系，可感事物只能与可感事物相互关系，理念不可能与可感事物发生联系。我们是处在可感事物中的，根本无法认识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论之所以产生上述困难和矛盾，是由于人们用课件物体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来讨论需要安全用理性思考的东西。而理念世界是独立的，不能以“现象世界”的规则来考虑。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他就从研究理念与事物的关系转到研究理念与理念的关系。柏拉图将太阳比作“善的儿子”是智慧的最高点。

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真理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们臣服于善，它们虽是相，但是却是相的相，即善的某个个体，它们分有了善这一个相，却不是善这个相本身。这就好比眼睛和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世界万物，它们是太阳这个至高无上存在的具体存在，而太阳本身无法直视，只能通过形象去感受。我们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善的种子，也就是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因为灵魂是不灭的。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死了灵魂便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然后又从那里回来，所以它永远不会消灭。既然灵魂是不死的，已经投生了许多次，看到了理念世界的一切东西，因此他获得了所有一切理念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肉体遮蔽，人对理念的样子无法清晰容易的看出。就像莱布尼兹说的“现实的知识来说不是天赋的，但很多可 ”一定有一些理念是先天的存在在人的心中的。 关于理念的知识就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获得，它只能是先天的。因为我们无法从感觉经验中得到理念，那么理念必然在感觉之先，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了。只是以一种模糊的状态存在而已。

这两种不同的囚徒分别代表现实中两种不同的人群。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理念世界的人，一种是受过教育知道理念世界的人。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一样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通过我们对事物的感觉经验是无法认识理念世界的。认识理念世界只能通过“灵魂回忆说”。 我们的灵魂原本高居于天上的理念世界，“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但是后来灵魂附着于躯体之后，由于受到躯体的干扰和污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不过是回忆而已”。 现实中不自由的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摆脱束缚，从而达到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以此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学问。因为只有灵魂脱离了肉体，才能回到原本的理念世界。

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影子”。活在“洞穴”之中。应该透过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哲学家的使命。以至于康德甚至为哲学划界。 的确身在洞穴是理解不了外面世界的，除非走出洞穴拥抱阳光。

哲学论文 5

一、关于康德哲学〓李秋零指出，安瑟尔谟以从观念到现实的巨大跳跃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曾给予其彻底的批判。但康德在伦理学中提出上帝存在决不仅仅是为完善体系的需要才不得不做出的假设，更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神论倾向而向宗教当局故作姿态。上帝本来就是他的伦理学的应有主题。在伦理学中通过至善引入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康德思想的历史进程，而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展开的逻辑进程。但恰恰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康德重复了安瑟尔谟的逻辑错误。也许，上帝的确不是逻辑思维的对象，任何用逻辑来思维上帝的做法都不免要有逻辑上的缺陷或错误，这是人类力图认识上帝所不可避免的悲剧。(《康德何以步安瑟尔谟的后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周祝红认为，康德已具备辩证法基本要素的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统一的哲学体系，由于其自身的深刻矛盾随时都面临解体的危险。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本体，即作为存在的存在仍在这一系统之外，并未作为可认识的对象而融入体系，而能认识的存在又只是一个仅能运用于经验和现象界的主观范畴。另一方面，绝对的存在(物自体)虽不能进入认识的系统，却能从这一系统外部影响和决定这一系统。这一矛盾却使其系统关联成为机械的、外在的联结，随时面临解体的危险，以致不得不求助于某种自然合目的性来维系整体系统的统一。这也正好暗示了问题的实质及解决的惟一可能途径，即辩证法不是主观外在的工具或技巧，而正是整个客观世界通过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因而也是人的认识能动地超越现象而达到本体或本质的规律，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向人的认识乃至于向人的全面本质生成的合目的性大系统，成为一个相对于人的能动实践活动而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或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正如哥德尔定理所规定的那样，康德的纯粹理性哲学无论是在哲学思辨上，还是在对自然科学的理性把握上都已被超越了。经典自然科学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而且现象与物自体悲剧性的对立更使得康德对认识主观能动性的阐发受到根本局限，归根结底是被动的。康德没有实现他所要的，所许诺的东西，但却为他不曾想过的真正的能动的辩证法开辟了道路。(《追忆古典——以哥德尔定理解读康德纯粹理性》，《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HTSS〗

张继选指出，先验演绎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验演绎论证中确立其理论哲学，乃至包括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批判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研究先验演绎理论对理解康德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当代研究康德的专家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康德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迄今这个问题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有鉴于此，必须从不同角度出发，特别是在坚持康德关于“一般直观”与“特定形式的直观”之间的区别这一前提下，通过梳理康德关于先验演绎的文本，才有可能重建康德的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确认这一结构的综合性。(《论康德的先验演绎证明结构的综合性》，《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韩秋红认为，康德哲学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叔本华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山祖，是从康德出发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科学方面说，康德结束了那种认为知识反映外在实在的古典意识，开辟了实在不过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而科学不过是关于这个经验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现代意识。科学似乎失去了神圣性，但却丢掉了沉重的包袱，获得了原动力和生命力。从伦理方面说，康德挖掉了古典伦理那绝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基础，代之以一个所设定的基础，使伦理学也真正地成为了以人自身为根据的学问。或者说，康德告诉人们，关于人生的问题，只有从人的自身才能找到答案。(《康德哲学的人本化启示》，《长白学刊》1999年第3期)

二、关于黑格尔哲学〓章忠民指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由于对目的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便有了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之分。黑格尔批判、克服前人在目的观念上的外在、“应当”之僵硬和虚幻，抓住人� 对黑格尔“目的理性”的批判及运用，有助于理解和阐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价值学说与工具主义所人为设置的目的与工具的对立僵局。(《黑格尔“目的理性”的确定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金林认为，要真正理解黑格尔，不能仅停留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纯原则及纯理性的方面，还应从黑格尔本人对思辨理性及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来看待它。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辩证法是不可分离的，通过辩证法，黑格尔克服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并使唯心主义的一般理想和基督教信仰达到了高度的和谐。这也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价值和宗教价值。HTK〗(《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价值和宗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经典哲学论文 6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 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2．历史性。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为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写的，其后又经过长时期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为后代一再阅读与研究的，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儒家孔子《论语》之后所形成的所谓儒术，汉儒重实证，是第一期；宋儒崇理，是第二期；清儒，即所谓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的遗产，也是重考证，是第三期；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重视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是第四期。这四期儒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衔接性的知识谱系，具有历史的深厚性。还有所谓“龙学”、“红学”等都是如此。

3．深刻性。原典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往往是整体的把握和局部提示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说的话，孔子似乎在两千多年前，就站在历史的转弯处，说着这些箴言，等候着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以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主义。关于“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说，在“物色”篇提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他说的话绝对不比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差。

4．现实性和未来性。它博大精深，既指向历史，又指向现实，并具有启示未来的意义。它蕴含着人类的真理的种子，阅读这种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会获得全新的启发。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的场景和问题可能会换着花样重新出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道理。这时候，我们经典作家提出的被实践证明了的观点和知识，又可以再加以改造后派上用场。或者我们可以从它出发，用它作为种子在新的土壤上培育出新的思想来。1923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开了许多书目，他在此篇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我们是教语言文学的，学语言文学的，以上各书须读，就更需要了。对于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梁启超在此篇中也说：“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1］自然也是必须读的。我们今天选读什么名篇、原著，可以不受梁启超的限制，换一种时代之眼光，另选若干原著或名篇，但读经典的名篇和原著，不能不是我们语言文学教学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典与学习“二手转述”的教材是不一样的，这就像一个人主动吃原汁原味的饭菜，与一个婴儿被动地吃大人嚼过的饭菜，是完全不同的。原汁原味的饭菜才有营养，才有味道，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对于知识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们要帮助学生主动去学习原汁原味的原典，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则能摆脱目前的教学困境，使教师愿意讲，学生喜欢学，既可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亦可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嚼出“原典”的滋味来。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十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的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的情意之中。”［2］叔本华这段话，似可说明我们的思维要有所转变，多看经典原著，少看中庸的论文和“二手转述”的教材。我们现在编写的古今中外杂糅性的《概论》、《通史》，理论的概念或结论，不是高度历史语境化的，而是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弊端是否认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是僵硬的、凝固的，不能反映事物和人的精神观念实际的变化，甚至去追求所谓的“最终解决”和“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被研究。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又说：“要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抱着这种观点（指形而上学），那么凡要达到最终解决和永久真理的要求就永远失去意义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是必然受到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处的环境的局限和制约的。同时，那些在旧的、但还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看来不能克服的对立，如真理与谬误、善与恶、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再也不能使我们对之表示过度的尊敬了。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是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的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作真理；那些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4］不要以为“概论”、“通史”比较系统完整，加强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其实也不尽然。常常有这种情况，越是系统完整的东西，越是离开本原的事实与真相，甚至是一种“学术的神话”。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的话提醒我们：“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寅恪此话真正说到当今许多“通史”的弊端上面。现今的许多“概论”、“通史”一类的教材，由于是“二手转述”，系统则系统矣，完整则完整矣，可只是离原著的内容相差甚远。

三、经典的确立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有人或许会问，你主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回归原典的教与学，可经典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凝结，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们教学的内容从现代退回到古典，从开放退回到保守，会不会让学生中经典文本中过时了的意识形态的毒害呢？据我了解，在高校的教学中，几乎各国都有关于经典问题的争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美国的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50年代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时期。艾略特、里维斯、弗莱、布鲁克斯等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经典的选择者，他们主要根据作者的权威、天才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审美的魅力等标准加以衡量，来确定文学经典。那时，一般都认为，经典是历史选择的产物，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政治，与政治无关。但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在激烈的文化辩论和斗争中，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盛行。多元主义分别从阶级的或族群的或性别的观点参与斗争。这些斗争和观点很自然地会折射到经典问题的讨论上面，于是50年代被确立的原有的经典往往被认为是白人男性的或欧洲中心和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已。这就说明了原典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原典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产物。像在美国，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性别，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经典。只有少数超越功利的有魅力的原典保持它的地位，其他经典都被意识形态的力量形塑，有的从经典变为非经典，有的由非经典变为经典。也许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中国来谈，会使我们感到更亲切。中国古代经典在近代以来遭到质疑、批判、推翻，但在特定的历史下又重新得到再次肯定、推崇的历史，更能看清意识形态如何在树立经典或推翻经典中所起的作用。如，被孔子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包含巩固西周君主和贵族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当时的“诗”，特别是各国的国风，其作用是“兴观群怨”，这其中也含有对统治阶级的“怨”，但这种怨常常是“怨而不怒”，所以不但不会伤害贵族的统治，而且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所以这种歌谣是允许存在的。后来经孔子删改，留下305篇，成为了经典。但在东周，即战国时期，所谓“礼崩乐坏”，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之外，各诸侯国都不遵守西周时期所定的礼制，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受人们的认同，其经典地位除了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那里，成为了非经典。例如道家，就反对人为的治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等级、制度等，都是人为的，所谓“六经”就是人为、人治的代表，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主� 所以在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以六经文本，宣扬他的学说，没有人理他，如丧家之犬。总之，在战国时期，尽管有儒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六经在多数人那里还是没有成为经典。从西周时期的“六经经典”论到战国时期“六经非经典”论，这是一大变化，这是意识形态变化折射的结果。

到了汉代，出了一个大理论家，这就是董仲舒。他的理论是要为汉代的统治服务的。汉代以武力取得天下，但如何来治理呢？最初曾尝试用黄老的道家思想，但遭遇到许多问题。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时候董仲舒用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改造，重新梳理“五经”为经典（因为“乐经”已遗失）。他从这“五经”里面抽取出“三纲”和“五常”的观念，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确立了社会伦理；提出仁、义、理、智、信这五种不变的德行，确立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三纲与五常相配合，社会就可得到有序的发展。三纲、五常来自何处，来自“五经”，“五经”就是经典，就是恒久之至道，就是不刊之鸿论。汉代从此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意识形态与“五经”就这样完全结合在一起。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二千多年之久，其中起起伏伏，“五经”作为经典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其中五经作为经典的命运也时有起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代是儒家学说的发展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五经”这时被扩展为“十三经”。儒家经典的位置更稳定了。为什么更稳定了？因为还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古老的中国发展到近代，内部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国家力量积贫积弱，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发展起现代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资源不够，市场不够宽广，急需殖民地，而现代武器在现代工业化中也迅猛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凭着自己的武力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贫弱的中国屡遭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有志之士反省国家落伍的原因，他们发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经典，以其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死死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反传统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向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新思想的视野下，即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为非经典。这是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时期，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更处于被横扫之列。“”后期还有“批林批孔”运动，孔子及其所推崇的经典，更是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其批判言辞之激烈，批判手法之粗暴，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意识形态嚣张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虽然人们的关注点转移，但孔子及其经典也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清算“”，所谓“拨乱反正”，“乱”是“”极“左”之乱，“正”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正”。孔子及其经典不在“平反”之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起来了，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抬头，道德伦理下滑，社会上流行庸俗、低俗风气，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瞭望我们的古代，我们在发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同时，也发现了孔子和他的谈话录《论语》，发现了另一个儒家孟子，发现他们所推崇的“六经”，我们从传统文化及其经典中看到了儒雅、人文、仁义、真诚、智慧、友情、自然、纯朴、节俭这一面，我们连忙往回走，力图接近它，这就是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何为国学？有的学者就认为，“国学”就是以“六经”为中心的一套话语。这明显是从反商业主义、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声音。看来，“五四”反传统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看似相反，前者是解构，后者是建构，却都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经典形塑”与“意识形态”是同时登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以“回归经典”为旨趣教学改革，就不能不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经典进行必要的选择。就以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经典而言，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人文与反人文的成分参杂，既有真、善、美、人文、自然、超脱、高雅的部分，也有假、丑、恶、低俗、庸俗、封建、腐朽的部分，我们搞教改只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精华糟粕不分而一把抓。我一直认为，现代的思想，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观念以及正义、民主、法制、包容等观念与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并非绝对对立。情况常常是这样，现代的思想在古代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种子、幼芽或表达，有时是非常好的表达。如“真”，《庄子•渔父》篇有很好的表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性的精辟表达。“美”，柳宗元有很精到的表达，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6］，比现代的所谓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美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等说法还要好。我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我们所选定的标准可以不同，选择出来的作为古代经典的篇章也不同，所作出的阐释也可不同。这样，我们教学改革中，就可以不断地对“经典”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作出新的解释。另外，“二手转述”的“概论”、“通史”，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塑吗？实际上，只要你一动笔，那意识形态就不找自来。只要检视建国以来所编写的各种“概论”、“通史”，我们就会发现，哪一种概论和通史不是意识形态的凝结？

四、教学改革要从教材编写开始

哲学论文 7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从“实事求是”观、辩证法思想、知行观、伦理思想及社会历史观上，都体现了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哲学思想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继承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理论前提。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思想，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思想。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色。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的创造，而是古代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 1941年冬，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叫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改造并吸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此，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使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公务员之家

经典哲学论文 8

关键词：原著诵读；青年；政治思；想及道德提升

哲学思想论文精选29篇

一、结合青年主体，比照经典作家的青少年成长，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同样的青年时代、同样的读书时期、同样的面临就业，同样的青春期、叛逆期、恋爱期，马克思却有着惊人的不同：完成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如何做到？1.站在道义制高点，树立远大理想信念。17岁，正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性的年龄，马克思却拥有了不凡的见解和伟大的抱负，他在中学毕业时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开始确立起为全人类服务这个崇高的理想了，当然此时马克思是以唯心主义为主导，还没有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考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但他更喜欢哲学和历史。虽然起初很讨厌黑格尔哲学的稀奇古怪的调子，但后来一深入进去，就马上被迷住了，他写道：“在这惊涛骇浪的思想海洋上，我进行过长期的巡游和探索，我在这里找到了真理的语言，并紧紧抓住了它。”他开始信仰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去世后，他的门徒分为左、右两派。右派（老年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的反动、保守的思想体系；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学习黑格尔辩证法，得出了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以布鲁诺·鲍威尔和赫斯为代表，他们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批判，轻视实践，只是口谈革命，实际上不关心政治和害怕群众的觉醒。马克思当时在思想上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组织“博士俱乐部”，在这个组织中，马克思年龄最小，仅22岁，但他博学多才，使得其他比他年长的成员极为赞赏。鲍威尔钦佩地说，马克思是一个思想的仓库；而赫斯说：马克思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但是马克思与其他成员不同，他更重视实践活动，他在23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盛赞了贬斥神、主张精神自由的古希腊唯物论哲学家伊壁鸠鲁，歌颂了为人间盗来火种、带来光明而牺牲自己却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崖，天天被老鹰啄食肝脏的希腊神化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要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统治的斗争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但这时，马克思依然只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具备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观条件。2.把从事革命实践的活动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坚持不断地把从事革命实践的活动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在这一转变中，有两个时期是关键的。第一个时期，是24岁的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取得博士学位，本打算到波恩大学任教，但由于政府阻挠未能如愿，原因是他曾参加过思想激进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与鲍威尔等一起发表过反政府的言论。1842年，24岁的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报纸订户由800户很快增加到3400户。在办报期间，他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问题，始终站在贫苦劳动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有一次，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案”问题展开了辩论。林木占有者把穷人在林中捡拾枯枝当柴烧这个传统习惯做法看作盗窃林木，要求莱茵省议会作出法律规定，严加惩处。在议会辩论中，在国家生活中，与黑格尔哲学讲的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是理念，而是等级制度和经济利益。黑格尔的观点一用来解释社会现实，就显得破绽百出，于是黑格尔哲学在他的心目中彻底动摇了。他转而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由于感到对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评价法国共产主义思想来说，自己的知识太少，需要从政治舞台退到书房学习。就在这时，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使马克思受到很大启发。第二时期，是26岁的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与那些仅仅鼓吹理论批判、脱离实践、蔑视群众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决裂了。这时，他还拒绝了普鲁士政府通过曲折途径要他去柏林做官，企图收买这位有才干的“刀笔奇才”的邀请，于是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样，坚持革命观点的马克思在封建专制的普鲁士无立足之地了，于是他决定去法国巴黎这个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中心去继续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这得到了已经与马克思成婚的燕妮的支持。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他还继续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态度是极为认真严肃的，他是怀着追求真理的巨大热情和忘我精神的。他在总结自己对待科研的态度时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这些斗争实践和科研工作，使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又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巴黎时期，他和卢格共同创办了《德法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这些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在今天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年代。“90后”“00后”能否实现由空想到理想、再由理想到现实的过渡？能否实现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一句话，我们能否安全落地？答案：同样可以，至少可以从这个不凡的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得到启发。

二、改善话语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感性化、亲民化、日常化，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感染力

学习经典理论是一方面，进行实践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读经典悟原理必须与习政治养正气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行。这里，我们将原理课实践教学分为课堂诵读实践和课后阅读实践。第一阶段：读原著、悟原理课堂诵读实践活动。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项目组为纪念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决定在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就举办“马克思主义经典·新青年诵读活动”，制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青年诵读活动方案，搞定经典著作选读参考目录，启动经典著作诵读工程：推荐目录，明确内容。在经典著作诵读活动中，任课教师向学生推荐经典著作；科学分组，在原理课教师的指导下，在各个自然班班干部的帮助下，学生以6~10人为单位进行分组，以组为单位开展课下经典著作诵读活动；精心组织，激发兴趣，任课教师根据不同专业、不同级别学生的实际，激发学生诵读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活动效果；择优推荐，做好课堂展演。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我来读”经典文献课后阅读方案，时值2020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由“原理”课程任课教师负责指导；开设“原理”课程的2018级文科、2019级理科各班级学生作为参与对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指定经典文献，自主学习或小组讨论（自行组织）并撰写读后感。

三、回应利益关切，通过诵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青年学生体验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解决切身利益问题时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升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号召力以下是部分学生课后阅读经典的切身体验，可见经典对青年学生的说服力、吸引力、号召力。“说来惭愧，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出了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奋斗的观点，事实上，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践行了自己的观点———为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奋斗终生。而我在中学时尚未有明确的目标。小学作文中我没少写《我的理想》，写过成为科学家，也写过当政治家，还写过当作家等等，但那都是为了完成作业写的，牛皮吹的震天响，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也许就是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前者严肃谨慎，言出必行，后者夸夸其谈，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作为大学生，都将面临毕业，无论是考研，出国，还是工作，都要面临择业这一难题。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老师，我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与专业对口，我要扎扎实实学好专业知识，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多思考，认真学习讲课技能并实践掌握。成为一名好老师并不容易，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一步步实现，我要做躺在向日葵上的蜜蜂，勤劳勇敢而又始终面向阳光。疫情当前，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公安干警，军人战士，科研人员……他们是我们的英雄，老师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讲好抗疫故事，厚植学生的国家情怀；还可以创新育人方法，强化学生的使命担当。其实不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恪尽职守，发光发热。总之读了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之后，我对于自己未来的路更加坚定，要努力为之奋斗一生。我定以梦为马，不负韶华！”———2018级汉专学生高飞“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读后感。”“2020年无疑是困难重重的一年，被肆虐的元年，人们的生存更显艰难愈弥足珍贵。疫情的爆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而我们伟大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一切可调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万众一心只为拯救生命。‘人民是价值的主体’，这句话的前提是人民本身是存在的，而在捉摸不定的病毒面前人类的生命犹如小草不堪一击，但是，待到春风微起日，定如雨后春笋，生机盎然。在国家说出所有症状患者治疗免费，不惜任何代价只为救人的指令，在医护人员不舍昼夜，层层防护几乎12小时不吃不喝只为挽救生命时，我明白，我们一直都是‘人民是价值主体’的虔诚信奉者，《共产党宣言》的发行虽然已经过了172年，但其中真理性和实践性却不容置疑，在我们面对事件不断吸取教训，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时更觉此著作之奥义。”———2018级汉专学生窦芙蓉“《共产党宣言》展现了怎样的人民主体思想？”“在2020年的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自然界的威力———山火蔓延，病毒肆虐，天气反常……我们在‘统治’大自然，大自然也在主宰我们的命运！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些时候选择‘不劳动’———并不是所有的树木都应该被砍伐，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要用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并不是所有的鱼儿都要被禁锢在小小的浴缸里，并不是所有山林都需要游人……自然给予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足够宽裕了……”———2018级汉专学生魏旭然“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体会。”“读完共产党宣言，我心中的红色文化元素总结为四个字，‘又红又专’，作为媒体人，我们的红色基因，体现在做好上传下达的基础工作时，能够忠心帮助党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广播电视学，在媒体方面，如何做到守初心担使命？又红又专给我们带来了启发。‘红’是媒体人的忠诚担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要自觉在思想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专’是媒体人的责任担当。指的是从事新闻工作通过掌握和精通专业知识、专门技术，练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跟上时代的步伐，熟练运用新兴媒体，以真实、客观的角度，精彩地呈现事件的本来面貌，引导受众正确认识，尽好一个报道者的本分。”———2018级广电专业学生齐玥“又红又专跟党走———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广播电视学专业。”“在工业发展高度发达的今天，劳动者几乎无法从机械化劳动中获得精神享受，这样的工作太单调枯燥，无法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无法体会自己劳动的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要以工匠精神来指引生产劳动，让劳动者把所有的创造性思维和情感精力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引导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思维和创造精神，消除劳动在身体上的疲劳，以精神引领身体，要引导工人心无旁骛地熟悉商品生产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部件，还有商品展现的每一个艺术表现手法，就如同创造一个一个生命一样，创造一件一件艺术品一样，用这种细致但又充满活力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生产的‘物’。这样就能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解放精神枷锁，从而做到全方面的发展，通过工匠精神，在劳动者全身心投入劳动时，往往能够创造出质量更高并带有艺术性的商品，能更好地表现劳动者本身的价值。”———2018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高宇豪“如何解决工业时代劳动异化问题———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会。”

四、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青年政治、思想、道德水平与素质，完善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建立在学理性基础之上的政治性才具有科学性。学理性越深刻、越通透，政治要求、政治表达越能为人所接受；新时代的青年，就要像自己在诵读经典中体会的那样，用经典原著去激发思想活力、启迪哲理智慧、滋养浩然之气，提升青年政治、思想、道德水平与素质。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经典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经典坚定我们的信仰。坚持真学真懂真信，把经典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思想道德素养，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81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85.

哲学论文 9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 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

综观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上述主要基本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今后的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若希望取得根本性的理论研究进展，或者希望取得崭新的学术突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通过自己所进行的、密切关注现实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真正把文化哲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上来，从而使自己不辜负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所赋予的天职和使命。

一、二、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 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哲学论文 10

1.事实与事物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勾画出世界的图像”，因此世界必然可以认知的。基于这个观点，维特根死坦首先否定了传统的以事物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不是事物的总体。”换言之，维特根斯坦所建立的是“事”的哲学而不是“物”的哲学。传统的物的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去认知物体的属性、性质、实体和本质，去“追求经验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而又涉及到一般与个别的问题，最终我们考察的对象从存在物上升到存在本身。这种哲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从休谟开始，人类能认识存在本身就收到了批判，到康德把“物自身”，排除了认识论领域，这一形而上学观点就被否定了，因为它要求我们去认识超出理性认知的对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把事实作为世界的基本组成，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2.事态与对象

事态原先被罗素� 维氏认为事态是最基本的事实，事实要么是事态，要么是事态的复合。但是反过来，事态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事态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不仅是在世界中真正发生了的事实。“事态是对象（事物）的结合”，事态就是事物在世界中存在的载体，事物通过在事态中与其他事物相结合来存在，它的本质就是能出现在各个事态当中。对象在事态中与其他对象结合的方式称为事态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包含在对象之中的，对于一个对象，它与其他对象所有的可能的结构也就是所有他能构成的事态，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对象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给定了一个对象，就相当于给定了它的形式，也就给出了含有该对象的所有事态，“如果给出了所有的对象，那么同时也就给出了所有可能的事态”，因此，事物的本质就是存在于诸事态当中，当我们知道一个对象，就等同于知道了它出现于诸事态中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同时规定，世界的形式即是所有对象的形式的总和。对象的可能的事态构成了对象的形式，它是不变的，而对象的外在性质，即哪些事态成为了事实则是可以变化的，称之为对象的配置。对于不同的对象，我们只能通过形式和配置区分它们。对象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的基本实体，就在于它不具有独立性，一个脱离于事态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对象独立存在时，我们只能知道它的可能的事态，而不知道哪些事态在现实中被实现了，我们也就无法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信息。同时，对象还是简单的，即对象不可以被分解为别的事物。当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时，它与现实世界一定共有着一种形式，否则我们无法想象出它。而由于这形式是由所有的对象的形式构成的，因此所有对象的形式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不变的，也就证明了所有对象是一定存在的和不变的，因此，“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一个东西”。假设一个对象是复合的，那么它就是多个不同的对象组合而成的，在这些对象没有组合成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就不存在。因此，一个对象的复合性就要求它可能不存在，与之前的结论相违背，因此对象一定是简单的。对象与其他对象不能复合成一个复杂的对象，而只能形成一个事态。事态与对象不同，事态具有存在的独立性，它的存在不依附于其他任何事态，从一个事态的存在与否也不能推导出另一个事态是否存在。

3.逻辑空间

维氏认为所有的可能的事态都不只是可能的，而是存在的。“在逻辑中没有纯粹是可能的事情，逻辑涉及每一种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这些可能性一定“存在于一种无限的空间之中”。维氏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可感世界和可理解世界。可感世界由所有以发生的事实构成，而可理解世界，即逻辑空间，则由所有的可能的事态构成。维氏说，“在逻辑中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所以一切可能性都在逻辑空间中存在，每个可能的事态占据了一个主目位置，也就是一个空间点，如果某个事态被实现，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个空间点就是被占据的，所有被占据的空间就代表着现实世界。每个对象在逻辑空间中代表一定的空间，即是它所有可能的事态代表的空间点的总和，也就代表它的形式，而它的事态中哪些空间被占据就规定了它的配置。因此，逻辑空间就代表着世界的形式，它是不变的和实存的。“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对于每一种可能的世界，它的全部由逻辑空间中被占据的点的总和所规定，因此，每一种世界本质上都是逻辑空间的子空间，它们共享共同的形式，只是在对象的配置上有所区分。

经典哲学论文 11

论文摘要：关于法律命题的叙述马克思鲜有专论，论文Ⅰ是其少有的因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的关于法与自由这样的经典法理学论题的著作范例之一。马克思对于辨论的总体评价是无论是出版自由的辩护者也好，还是出版自由的反对者，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倾向上的不同。马克思对这些人的态度是坚决而明确的“愿上帝让我摆脱我的这些朋友吧！”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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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命题的叙述马克思鲜有专论，论文Ⅰ是其少有的因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的关于法与自由这样的经典法理学论题的著作范例之一。其中汇集众多至今仍脍炙人口� 几乎不加掩饰的，激情洋溢的批判与戏谑令我们读来唏嘘不已，或许这是不成熟的马克思，而是保留过多黑格尔、费尔巴哈印记的马克思，或许这也不像稳重而隐晦的哲学家，而更像激情而武断的批判者，但这些能够成为我们阅读的障碍吗？在光明缺失的暗夜，即便是门缝中挤进一缕灯光也会给人带来过豁然开朗的喜悦和欢欣鼓舞的快乐。

文本的内容是直白又明显的，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黑格尔那种类型的论说。叙事的风格也是层次清晰而又流畅的，完全不见德国哲学家惯有的晦涩。单就哲学价值而言，本文可能算不上什么上层之作，但是对于法科学生而言，要研读马克思法律理论文本又是必读文本之一。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基于对普鲁士社会状况和政治的洞察入微了解，首先展开了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包括对君权、立法权、行政权这三大权力的批判。本文是其早期著作系列中对于立法权深刻批判的集中之作。通过对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中关于出版自由和等级议会的探讨，旨在说明辩论的实质不过是等级特殊利益的集中亮相，当时的普鲁士仍然处于自由不完善的境地，出版自由还不曾成为一种真正的普遍的自由。自由需要通过法律加以实现，那么出版法因而显得不可或缺。以下我将立足于法理学学科来具体分析文本中关于自由思想的表达。

一、辩论中各出版自由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由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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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各省的等级议会由四个等级组成：首先是诸侯等级的代表，他们是受封的德国皇族的代表，根据出身的权利，族长是省议会的当然议员，其次是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再次是城市的代表，最后第四等级是乡的代表。作为普鲁士各省之一的莱因也不例外，第六届莱因省议会召开实际上是该议会中断多年以后的一次重新登场，辩论中各种观点、各种权利要求的纷纷亮相也不足为奇。“在辩论其他问题时，各等级的代表对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出版自由问题上则不然，反对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这本不足为怪，赞成出版自由与反对出版自由原本就是两种竞争的价值判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而在这一届省议会上为出版自由辩护的人，一般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真正关系的。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出版自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然而上述那些维护出版自由的人，即使是没有出版自由的，虽然他们也生活的很美满的”。维护出版自由的人对于自己辩护的主题却没有由衷的热爱之情，他们只能举出“一些十分一般而含糊不清的论断来对付敌人特别有力的证据”如果我们由此看出等级议会中出版自由的辩护人根本不胜任，那么整个省议会都是这样。可见，这场辩论只不过是一场没有交锋的表演，如果说有辩论存在的话，那么也不过是一场隐匿的论战，即，马克思对整个议会开火。

尽管没有真实的辩论，马克思还是详述了每个阶级代表的辩护内容，首先出场的是反对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的辩护人。他们的观点是清晰而明确的，但他们的论证却是含糊而孱弱的。观点是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但是书报检查制度同出版放肆比较起来却是一种较小的恶，在他们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推翻了出版自由。在这一论证中把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看作优秀出版物的基础，而对“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内书报检查制度给德意志精神的进步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置若罔闻，这是无法理解的。同样，在援用具体个案支持其论点时，诸侯代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苍白和无力也是不可理喻。他 与诸侯代表人的不同的是他不是反对人民而是反对人们。“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为所欲为的自由成了等级议会的特权，贵族等级辩论人把这种特权，这种违背人民和政府的个体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而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了个人的欲望。除此以外，贵族等级还用议会自由的不完善以及在那个时代代表所要遏止的危险来增强自己证明的力度，给人一种强有力的假象。接下来给城市等级的辩论人出场了，他对于出版自由的态度隐含在他如下的宣称之中“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可靠的办法”他所关怀的不是什么出版自由，并不是他的理性要求要求他这么做，而是那些在其身边的琐碎的利益。因为无法防止坏人参与到出版自由这一美妙的东西之中，那么，出版自由本身也就成了投鼠忌器的东西了，因为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欲望和党派的统治，那么他对出版自由的前景也就难有信心了。

简单罗列关于出版自由的反对者与辩护者的论点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要论证的自由都是其所在阶级的精神的自由，而不是人民大众最普遍的自由。即便是在自由的辩护者那里我们也无法窥见人民的影子，即使在以法为之称论据的论证中，我们也看不到代表普遍利益的法的影像，而存在的只是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这其实不是关于自由的一般概念的明显的辩论，毋宁说是一场马克思与各阶级代表之间的隐匿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即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在自由的观念中法的位置在那里！

马克思在这里所体现的思想与反方传统的法与自由的关系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自古希腊起，哲学家们便把法与自由联系到了一起，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不应该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时）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西塞罗有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启蒙思想家洛克更是认为："法律就其真正涵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不仅如此，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除颁发的论述反映了其早期的思想对黑格尔的忠诚。理念或者说思想是世界构造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体现出自由理念的出版自由法才是符合概念内在要求的法律，否则，即便具有法的某些形式特征，也不能称之为法律，充其量不过是非正义的法律，按照自然法的观点，这类法律是不能称之为法的。

二、通过法律实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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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哲学论文 12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 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 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 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 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 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阉割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 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哲学专业论文 13

作为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美学本身的哲学情愫不可置疑，且不说其命名者鲍姆嘉通在命名时就是赋予这一学科以哲学应有的学科内涵，其研究目的和学科宗旨都是与哲学紧密相连，就是后来在美学上颇有造诣的美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等等也都是哲学界的大儒，美学从属于哲学这无论从学科体系的关联度抑或学科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内涵都无可厚非。美学以感性为研究对象恰好弥补了哲学领域对感性研究缺失的遗憾，因而美学遂成为整个哲学领域最富感性特征的学科。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学衍生于西方，因美学置身于哲学领域，西方学者尽管在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上都毫无例外地以感性为唯一答案，但其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上这些学者又回归到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哲学中，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应对美学研究，把感性的认识排除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之外，认为只有理性认识而非感性认识才能更接近真理。美的本质问题 简单梳理一下西方美学史，不难看出美的本质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美学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克罗齐到海德格尔，美是 带着这一根源性的症结，中国的美学研究者接受了西方美学中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与思辨，吕荧、高尔泰所倡导的“主观派”,蔡仪所代表的“客观派”,朱光潜所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所倡导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都是对美的本质质问的本土化翻版。康德所描绘的“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1]在诸多的哲学化的理性思辨中杳无踪影，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以及民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与这一学科西方化的专业属性恰又难以契合，进而造成了美学学科属性的模糊，美学成为穿梭于诸多晦涩、抽象概念和术语之间的文化游戏。美学自身的哲学属性与其应用的专业体系之间并非十分协调。如前所述，美学进入国内后首先是作为建筑学系的课程而设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哲学系开始美学专业或者美学课相对于中文系或艺术系而言也少得多，固不说哲学系本科专业设置中本无美学一说，就是作为二级学科的研究生专业，全国设置的学位点也数量有限，而比起哲学系本源化的根正苗红的美学课程而言，中文系、艺术系乃至其他学系所开设的美学课程要普泛而且哲学味弱化得多。如果采用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的划分标准，哲学系开设的美学课程应属于“自上而下的美学”,中文系、艺术系等设置的美学课程自然可以划入“自下而上的美学”之列。“自上而下”意味着从美学的本源入手，探讨美的本质、意义乃至形而上等问题自为这一类美学本身的应用之义，“自下而上”的美学则不然，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的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出发来进行美学问题的探讨，这与当下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谋而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进而窥视整个美学体系的本质意义。然而因为美学学科的多重属糅并济，再加上历史上对这一学科课程体系缺乏清晰的界定，因而当下的美学教学通常采取“一锅烩”的教学策略，陷入二律背反的教学窘境中不可自拔。

2课程整合：美学课程教学的属性归类与学科界定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国内的学院美学一直注重其本身的哲学思辨性，美学教学通常也以美学知识的� 诚然，国内高校开设美学课程的基本目标还是相当明确的，美学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成为能够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和欣赏美的人。”[2]但实际情况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与学生审美观的培养与提高很难达到有效链接，抽象甚至晦涩的美学理论其接受的前提就是接受者要具备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驾驭水平，而这对缺乏哲学理论背景的多数学生而言几乎难 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年复一年的理论阐释早已将美学枯燥的理论体系衍化为一种毫无实用价值的教学“布道”,由此引发的美学“不美”遂成为众多美学课程教学者异口同声的共同呼声。于此，美学课程教学“因材施教”,摒弃传统上“一锅烩”的教学模式，分而治之，弱化美学学科的哲学属性成为变革这一教学瓶颈的关键所在。从当前开设美学课程的常态设置来看，哲学、汉语言文学和艺术学成为美学课程的主打阵地。哲学是美学课程的孕育摇篮，因而在哲学系设置美学课无疑是最具本源性的学科取向。哲学系设置的美学课程所面对的是具有较强哲学理论功底、理性思维较强的学生，因而无论是对美本质的探讨抑或那些颇富思辨性、哲理性的美学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学生日常关注的教学命题。当然，尽管在哲学系，美学也是分而论之的，对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哲学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生专业而言，美学课也就是专业内的普选课程，其教学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只不过是这些专业的学生由于具备了较强的哲学功底和哲学思维能力，对美学课程中抽象的概念术语要比其他专业容易接受一些。哲学系还设立美学专业，这是哲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只有研究生才开设这一专业，这是系统学习美学知识，培养具有深厚美学理论功底和较高审美能力的专业，在这一专业设置中，美学被进一步细化，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比较美学都成为这一专业所涉猎的对象。任何美学学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和颇具时代前瞻性的问题都是这一专业学生日常探讨的知识目标。美本质等困扰诸多中外美学大师的理论问题 而这一类美学姑且可以称之为哲学美学，以哲学美学为教学研究对象自然构成美学教学的第一种模式。美学教学的第二种模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的美学课程教学形态。作为汉语言文学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汉语言文学开设美学课程在当下教学语境中几成常态，同时也是开设该门课程最为广泛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设的美学课程与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既有共同性更有差异性，共同性在于，两种美学课程体系的本源是一致 的，其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提高接受者的审美能力和研判水平。但两者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和教学对象，中国文学注重的多是形象思维，较少西方文化的抽象观念，因而探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审美内涵多是从形象化、感悟式的语言描述入手，极少抽象的概括性的理论阐释，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鸿篇巨制，其语言呈现的形象性 于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同样要遵循这一专业的课程共性，以具象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文学形态衍生、发展的审美维度。另外，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美学课程其先修课程是文学概论，文学概论是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发展规律的本质化概括，已具相当的理论色彩，而美学则是承继文学概论，进一步对文学现象以及文学衍化规律的审美观照，在审美发生规律和文学活动的自身意义、审美经验的构成与文学创作心理机制、审美体验与文学价值诉求等方面构建对话与桥梁，而这些审美观照都是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为研究蓝本，不需更不必深化为艰深乃至晦涩的抽象理论去加以阐释。因而采用哲学专业的美学课程教学手法来建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美学教学，其教学的路径和方向都是错误的，而这恰是当前美学课程普泛性的教学现状，也是诸多学生厌倦美学课的最终缘由所在。大学美学课程教学的第三种模式是艺术学开设的美学教学形态。如果说清政府首度引入美学课程并将其设置于建筑学系是当时教学体例的混乱使然，那么，今天诸多艺术学将美学课程列为基础课程却是该课程本身对艺术专业具备的重要指导意义。宗白华曾经指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3]尽管哲学美学也是将艺术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丹纳的《艺术哲学》事实上就是一部美学着作，康德、黑格尔等一代美学大师对艺术多有真知灼见，但这些美学着作中的艺术更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形态，与当下的艺术专业注重那种操作性、实用性的艺术形态不可比拟。因此，在艺术专业开设美学课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对艺术类实践课程教学提供一套审美参照体系和评判准则，它是艺术实践学科的提炼与深化，同时也是美学理论在艺术实践中的自我检测与自我修正。当下艺术类美学教学依据专业的变化也发生了重要变迁，单纯的美学让位于《绘画美学》、《音乐美学》、《设计美学》、《建筑美学》、《舞蹈美学》以及《服装美学》等等更为细化的学科，这些细化的美学课程无论是教材编写抑或课堂教学和课程评价都很难回归于本源性的哲学美学学科体系中，美学在这诸多的艺术形态的课程教学中完成了从抽象到形象，从理论到实践，从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的华丽转身，几百年前鲍姆嘉通所冠名的美学由此完成了最富现实意义的身份蜕变。

哲学论文 14

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 我想简略地回顾

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sProgres

deL\Esprit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合理性

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

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和康德一样，孔多塞

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

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

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

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

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

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孔多塞试

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

（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至善

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

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至善被解释成

了进步。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

\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desfaculteshumaines）设定

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意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

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9】。

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进步概

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

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

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 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 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

与实践的中 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

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

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

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

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

施），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

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

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

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

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

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

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

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

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

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

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

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

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

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

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

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

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

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

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

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

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建立。

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

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

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

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

，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

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

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

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宪政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

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

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

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

，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

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

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 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

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

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Determinismus)：从兰克（L.v.Ranke）和萨维尼（

F.K.v.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

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

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

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

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

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

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

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

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

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

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

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

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

（H.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

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

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

（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

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

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

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

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

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

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

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

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

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

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

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

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

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

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

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

，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

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

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

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

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

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

注释：

1.洛维特（KarlLoewith）：《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MaxWeberund

KarlMarx），载其：《论文全编》（Gesammelte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

第1页及下两页。兰茨胡特（S.Landshut）：《社会学批判》（KritikderSoziologie

），Leipzig，Neuwied，1969，第12页及下两页。弗赖尔（HansFreyer）：《社会学作

为现实科学》（Soziologieals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第

145页及下两页。以及我的注释，载施塔默（O.Stammer）（编）：《马克斯·韦伯与当

代社会学》（MaxWeberunddieSoziologieheute），Tuebingen，1965，第74页及下

两页，转载于哈贝马斯，（1970），第313页及下两页。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凯斯勒（D.

Kaesler）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Weber），Muenchen，1972；比恩鲍姆（

N.Birnbaum）：《对于资本主义发生的不同解释：韦伯与马克思》（Konkurrierende

InterpretationenderGenesedesKapitalismus:MarxundWeber），载塞法特（C.

Seyfarth），施普龙德尔（M.Sprondel）（编）：《宗教与社会发展》（Religion

undgesellschaftlicheEntwicklung），FrankfurtamMain，1973，第38页及下两页。

2.圣卡尔贝格（St.Kalberg）：《当代德国社会学领域关于韦伯的讨论》（The

DiscussionofMaxWeberinRecentGermanSociologicalLiterature），1979，载：

《社会学》（Sociology），第127页及下两页。

3.请参阅Wellmer，手稿，（1977）。

4.哈贝马斯（J.Habermas）：《行为合理性的几个方面》（SomeAspectsof

theRationalityofAction），载：杰莱茨（F.Geraets）（Ed.）：《当代的合理性》

（RationalityToday），Ottawa，1979，第185页及下两页。

5.卢曼（N.Luhmann）：《目的概念与系统合理性》（Zweckbegriffund

Systemrationalitaet），Tuebingen，1968。

6.斯特莱瑟（H.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TheNormative

StructureofSociology），London，1976，第44页及下两页。

7.这里引用的是阿尔夫（W.Alff）主编的德法对照本，孔多塞（Condorcet）：《

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进程》（EntwurfeinerhistorischenDarstellungder

FortschrittedesmenschlichenGeistes），FrankfurtamMain，1963。

8.Condorcet，（1963），第125页。

9.Condorcet，（1963），第29页。

，（1963），第253页。

，（1963），第275页。

，（1963），第325页。

，（1963），第381页。

，（1963），第345页。

，（1963），第383页。

，（1963），第395页。

，（1963），第345页。

18.托伊尼森（M.Theunissen）：《理性的实现》（DieVerwirklichungder

Vernunft），《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undschau），附刊，第6卷，Tuebingen，

1970。

19.Habermas，（1976a），导论。

20.斯克莱尔（L.Sklair）：《进步社会学》（TheSociologyofProgress），

London，1970，第56页及下两页。

21.罗特哈克（E.Rothacker）：《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与系统性》（Logikund

SystematikderGeisteswissenschaften），Bonn，1948。

22.伯格（Th.Burger）：《韦伯的形态概念》（MaxWebersTheoryofConcept

Formation，Durham，1976；豪（R.H.Howe）：《韦伯的诸种亲和性》（MaxWebers

ElektiveAffinities），AJS，84，1978，第366页及下两页；巴克（M.Barker）：《康

德作为韦伯的问题》（KantasaProblemforWeber），载：《英国社会学杂志》（

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0，第224页及下两页。

23.关于尼采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请参母莱施曼（E.Fleischmann），De

哲学类论文 15

1.数据的获取

选取com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样本时间截止到2019年，选择“题名”检索字段，输入检索式“题名=冯友兰”，数据期刊类型来源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确定检索。将获取到的题录数据全部下载并导入到NoteExpress软件中，利用软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复数据以及非学术性论文，最终确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789条。根据研究需要，对论文年代产出、核心区域期刊等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并得到初步结果。

2.论文年代产出情况

科学交流的规律研究一直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热点，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对于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学术论文的发表被公认为是科学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现形式，其论文产出数量是评价某一主题研究和发展的状况的重要指标。一段时间内，任何学科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态势主要受外因（社会的需要和认可）、内因（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这两方面因素所决定。通过对comKI收录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年代产出分析发现，有关冯友兰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较早的文献是1981年复旦大学的文献《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从辩证法的角度与当时冯友兰教授探讨“白马非马”的哲学相关问题。截止到2019年，国内对冯友兰研究的相关成果的产出情况，每年的发表的论文虽也在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趋势线y=1.2259x－0.7619，R2=0.6132），总体呈现“震荡式”的增长模式，见图1所示。此外，789篇学术期刊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冯友兰不同主题研究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得到了稳固和提升，学术研究创新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影响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3.期刊来源特征分布

3.1整体论文期刊的种类和数量。通过对comKI收录相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789篇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种学术期刊。其中，被目前国内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录的共计122种，约占全部期刊种数的35.09%。122种核心期刊总的载文量为386篇，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48.92%。由此可见，从计量角度上国内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对以冯友兰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成果期刊分布表现出整体研究质量较高，且高质量学术期刊成果的数量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

3.2核心区域期刊群的评选。科学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另一方面小学科又有向大学科综合的趋势。在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中，作为文献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世界著名的文献学家、化学家B.C.Bradford于20世纪30年代从科学的统一性规律出发总结出描述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后人称之为布拉德福定律——信息计量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布拉德福博士在《文献工作》一书中提出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核心区域期刊概念的重要论述。虽然这种研究结论是由近似方法得出的粗略结果，但是信息计量学的规律表明，任何数学模型都只能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近似的描述，都只能无限接近科技文献的分布规律。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对于某个学科或某个主题来说，大量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集中分布在少数的期刊中，而其他少数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则分布在大量的期刊上。布拉德福定律主要用来定量测定学科间的联系程度和描述某一特定课题、学科或专业领域论文在登载其期刊中的数量分布，即核心区域期刊分布。本文对com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341种来源期刊的载文量进行统计发现，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杂志，共载文58篇。借助文献计量学领域世界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计算公式M=2ln（e0.5772×Nmax），其中，M为核心区域期刊的种数，E为欧拉系数，Nmax为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论文量。最终测评出com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学术成果集中分布的核心区域期刊（群）。具体计算如下：M=2ln（e0.5772×Nmax）=2×ln（e0.5772×58）=2×ln（1.7810445179×58）=9.2752860212，按照取整原则思想，核心区域期刊群的期刊种数为10种（详见表1所示）。根据期刊载文量由高到低的排序结果，核心期刊群的期刊主要由《南阳师范学院学报》、《中州学刊》、《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船山学刊》、《孔子研究》、《兰台世界》、《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等10种期刊组成。如表2所示。在10种核心区域期刊（群）中，除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学刊》和《兰台世界》，其余7种期刊均为“双核心”期刊。由此可见，comKI收录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数量的核心区域期刊（群），且核心区域期刊（群）内的整体期刊学术质量非常高。

4.研究结论

哲学类论文 16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哲学类论文 17

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著作颇丰，其《教育哲学导论》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国教育哲学界曾撰写了21篇论文庆祝他的75岁生日。1991年，这些论文以《逻辑基础：纪念奥康纳论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为题出版。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书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奥康纳的影响，而且所有的论文选题都是奥康纳曾经关注过的问题［1］vii。可见奥康纳对英国哲学界的影响。换言之，研究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是需要深入研究奥康纳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奥康纳的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分析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奥康纳本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传统哲学无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家大致有3项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是审视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对提出的问题作理性分析：三是设法论证其观点或者至少能证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观点也要有可以为其辩护的论据。［2］16但在这一方面，传统哲学家工作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奥康纳认为，在历史上，在有关宇宙的学说中，很少有哲学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那样的让许多人满意的成就。但奥康纳强调，即便这样，在他们学说体系的逻辑性方面或逻辑前提的真理性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破绽。因此，“不论他们提出的理论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说服力，人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理”［2］16。奥康纳认为，现代哲学家的目的要贴切实际的多了，哲学家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有关学科范围的见解，很少有人再持传统哲学家的观点了。因为，“传统哲学家提出的假设超出了他们能够证明它们的能力。他们关于宇宙的解释应当像炼丹术、占星术、巫术一样被否定掉。理由很简单，任何探究的结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须能经得起公开验证以证明其可靠性，而且与其他公共知识一致。传统形而上学，如占星术、炼丹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17。

其二，传统哲学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临窘境。传统哲学源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奥康纳认为，那一时期，学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哲学概念几乎涵盖涉及人和宇宙本质的所有问题，与现代的哲学概念相差甚远。［2］18即便如此，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是清晰的，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使用的是观察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用演绎法。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难以确定。奥康纳说：“当我们转过来审视哲学问题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很难确定它们的方法究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还是数学和逻辑学的演绎法。”［2］18奥康纳认为，这是导致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纪时，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新认识，开始强调眼见为实，强调尊重事实。奥康纳认为，当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17世纪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哲学家们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观察的事实的问题以及探究自然规律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减轻并没有使哲学得到真正的解脱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方法面临的窘境：“如果所有与可观察的事实相关的问题都由科学家去研究，那么留给哲学家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他们又怎样去研究剩下的问题呢？”［2］21对于这一问题，奥康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遭遇科学革命之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属于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观察而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验证假设；其他的问题，如逻辑学和数学学科的问题，可以通过符合演绎规律的计算来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划入这两类问题，比如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自然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的方法也无法通过纯演绎的方法去解决。［2］22这是自然科学获得成功之后摆在哲学面前的问题，即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许多哲学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受数学方法的启示，想用几何学方法去证明哲学结论，结果没有成功。奥康纳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数学符号与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2］23又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方法相关的问题：“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有哪些？”他们试图列出人类智力可以发现的问题的清单。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话来说）审视人类的理解力，检查人类的能力到底适合研究什么事物。这种试图检查人类智力能量实际上与传统哲学一样困难且容易引起争论。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学家关注“知识论”，即关注有关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及效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奥康纳看来，这些温和的哲学怀疑论者尝试解决哲学方法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只是在开辟新探究领域方面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尝试对于哲学领域而言，就好比在没有找到应对旧细菌的方法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细菌［2］23，令人烦恼。

其三，传统哲学的理论依据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奥康纳以中世纪哲学家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中世纪哲学家的理论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说，“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广泛的兴趣，他们所缺乏的是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运用智能去获取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过于相信凭着常识和‘不证自明’原理，就可以对神的存在、人的本质、命运和物质宇宙的构成等等进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像数学或科学的那样证据，他们的结论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可”，甚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能指出所谓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理论的逻辑瑕疵”［2］24－25。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是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掌握的知识没有具备公共性、可验证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换言之，是中世纪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哪种证据适合用来回答问题”［2］25。#p#分页标题#e#

其四，传统哲学对人的理智能力认识不正确。奥康纳在《教育哲学导论》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理智能力问题。尽管理智能力像许多其他抽象的哲学词汇一样，定义十分模糊，几乎找不到“正确”的界定。但奥康纳认为，所谓理智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能够适当地回答问题的能力”［2］24，奥康纳也承认，这种界定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我们是怎么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合适的回答？”［2］24不过，奥康纳强调，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他说：“有些人能力可能比其他一些人强些，或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强或弱一些，如在数学问题或管理能力方面，但只要没有天生的智力缺陷，所有的人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他甚至强调：“即便是野蛮的动物，如狗、老鼠等等，它们也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理智能力只是程度问题，不是‘全有或全无的问题’。”［2］24奥康纳认为，在对待理智能力的问题上，哲学史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过高评价或者是夸大了人类理智能力，这一方面的代表是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人类理智能力的有限性。奥康纳认为，这种态度危害不小，因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通过理性方法得到一个定义清晰的并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人们便会怀疑理智能力甚至转而反对它。［2］23另一种错误态度是过低评价或怀疑人类的理智能力。采取这种态度有两种人：天生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奥康纳指出，前一种人回避或怀疑系统使用理智能力的人，当他们碰到需要作艰苦思维的问题时，他们要么回避，要么伪造一种替代的方法。这种人往往诋毁“智力”和“逻辑”，欣赏的是神秘主义的自然冲动和直觉。奥康纳强调，这种态度因为有了像法国哲学家尼采、伯格森和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支持而更加有害。［2］26后一种人对理智能力的怀疑源于他们的“有限真理”观。怀疑论者与非理性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回避和诋毁思想和行为的理性进程，他们只是强调，人类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对确实的东西和人的理智能力持怀疑态度。奥康纳认为，最好将两种态度综合一下并取各自所长，既不能过分依赖理智能力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理智能力的作用。同时，正确认识理智能力可以做哪些事，在实现人类目的的事业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怎样确保理智能力为这些目的服务。奥康纳讨论理智能力的目的应该是清楚的，即他主张对哲学的问题做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分析，直至找出可靠的证据来论证它。将这种观点用在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自然就会强调对教育中许多概念（问题）作理性探讨。

但是奥康纳强调，对于理智能力的力量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理智能力解决的。他认为，对于两种问题，理智能力是无能为力的：其一，当人们不知道什么证据可以用来回答相关问题；其二，根本不存在能够回答相关问题的证据。［2］32－33根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大致归纳出他的哲学主张，一是现代哲学应当研究人类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问题，二是尽量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哲学问题，哲学的科学方法是用理智能力对相关问题作细微分析，并提出可靠的论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分析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教育哲学主张中发现他对传统哲学观的纠偏。

二、关于教育概念的语言分析

（一）论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及方法

奥康纳认为，语言分析在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他发现一种现象，从语法上看，有些哲学观点的陈述没有任何问题，但其陈述确确实实是一种误导。原因何在呢？他认为，是陈述的语言形式在起作用。他引用英国分析哲学早期代表人物摩尔的话作了解释：“词的含义取决于词的用法，并为词的用法所控制。”［2］37这就是说，词或短语与其含义的关系并非是与人的期望无关的自然独立体，它恰恰以社会 奥康纳强调，正是通过习惯的用法，词或短语才具有交流的能量。［2］37这对哲学研究十分重要。在谈到语言分析时，奥康纳特别谈到了一些抽象概念的语言分析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抽象概念不像那些表述日常生活经验的概念，它们往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些未曾有过使用先例的新概念。碰到这样的概念时，对语言敏感的现代哲学家往往会设法采取补救的措施，即用举例法来解释该概念的意思。但例子有两种，一种是非标准例子，一种是标准例子。奥康纳对这两张例子作了解释。如，什么是思维？有人会举例说：“我幻想的时候在思维，我做数学作业的时候在思维，我写信时在思维，我下棋时在思维，我和朋友交谈时在思维，等等。”［2］37但在奥康纳看来，这些属于非标准例子，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概念的含义。只要用反例就可辨别这些例子的逻辑可靠性。如“你在解决问题时在思维，那么，老鼠在解决它的问题时也在思维吗？”在这里，奥康纳想表明一个观点，有些概念本质上就是模糊的，“它们不像技术术语可以清晰地阐释”［2］38，但语言分析可以使其变得清晰些。奥康纳认为，还有一种例子属于“标准例子”，他赞同斯特宾的观点，谈“固体”概念时，可以用“石头、桌子和木板”作为例子来说明。因为这些例子是解释固体的标准例子。他强调，如果一个词语不能用这种标准例子来说明，它就失去了意义，也因此不会有任何应用性。奥康纳认为，这种强调词语的标准使用为现代哲学提供了有效的逻辑武器，尤其在揭露形而上学哲学空洞性方面。奥康纳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论点往往建立在日常语言的超常规意思的基础上的，缺乏标准例子支撑，因此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一原因的论证问题。［2］39

（二）论教育和教育理论

从上述语言分析观出发，奥康纳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教育的理论往往是由各种不同表述构成的复杂的混合物。正因此，这些表述才容易被学习理论的学生甚至被一些作者误解。”［2］13这样，对一些重要概念作深入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他看来，“教育”和“教育理论”这两个概念最为重要。因为，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会导致教育实践的盲目性。他自己在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在1957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导论》中，他以“什么是教育理论？”为题，专章讨论了教育和教育理论两个概念。1973年，他又写了一篇论文“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对这两个概念再次专门讨论。#p#分页标题#e#

1．“教育”

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即写作《教育哲学导论》时期，他认为，“教育”的含义有三个成分：（a）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的一套技巧；（b）旨在解释或证明这些技巧的运用的一套理论；（c）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目的中所包含和表达的一套价值观念或训练，用以指导所给训练的多少或类型。［3］470奥康纳认为，只有第3个成分与哲学有关，因为前面两项是“只能用实证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事情”［3］470，而第3个成分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目的，是教育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回答的两个尖锐的问题：“（1）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可作为教育的目的？（2）什么手段将有效地实现这些目的？”［3］472奥康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开列了有关教育目的的一个清单，在他看来，教育目的包括五个具体的目的：“1．为男人和妇女提供他们（a）立身社会和（b）寻求进一步知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能；2．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能够自立的职业训练；3．唤起对知识的兴趣和爱好；4．使他们具有批判精神；5．使他们接触并训练他们欣赏人类文化和道德的成就。”［3］472－473显然，这一时期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探讨主要是围绕教育目的进行的。到1973年他写作“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时，他对“教育”概念又有了的新的理解。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教育’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意思：第一，它像婚姻、法律和经济制度一样是一种社会制度……，第二，‘教育’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旨在理解社会制度的研究。”［4］47在这里，他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教育概念的内涵应该包含教育研究：二是强调了教育研究的任务。在他看来，教育研究虽然从科学学科领域获取一些事实作为基础，但它与其他类似的学科一样，学科内容并不清晰，研究范围相当模糊。但是，他强调，广义的教育研究要依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生物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学科中也有非科学的成分，如各种价值判断，宗教概念、政治和社会理念等等，因此，“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证明这些不同成分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又是怎样与相关的教育理论建立事实上联系的”［4］48。因此，他强调说，教育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4］48。

2．教育理论

奥康纳在讨论教育理论概念时，首先讨论的是“理论”概念。在他看来，“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3］478。可是，他发现，教育理论领域中不少理论并没有以假设为前提，更没有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理论这个词在教育领域经常被随便乱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有三种原因。其一，“理论”一词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个词汇含义模糊，它被运用于一个宽泛的知识框架领域，旨在对一些兴趣或活动领域进行组织建构和解释；第二，它是一个易受情感寓意影响的术语，兼有褒义或贬义两种效果。［3］478其二，是因为“理论”这个词是一个受尊敬的词。因此，“像很多这一类词那样，在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更多地是为了它受尊敬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的严格的叙述的含义”［3］478。其三，“理论”这个词是一个礼貌用语。在奥康纳看来，“在教育情境中使用的“理论”这个词，一般而言是个礼貌用语”［4］48。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教育理论似乎就不是真正的理论。

那么，教育是不是像其他科学一样确实有着自己的理论呢？在奥康纳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奥康纳解释，虽然教育本身不是科学，而是“由一个共同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实际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往往在某种科学理论上有着它们的理论根据”［3］478。奥康纳还以� 他说，医学本身也不是科学，“它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增进，而在于实际的结果，即防病和治病”，因此，“医学知识的增长点多数是在纯科学，即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而不在门诊室和手术室的日常活动之中”［2］93。在他看来，教育理论正像医学一样，是建立在其他科学基础上的，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理论，诸如心理学和其他与人相关的科学。他依据逻辑实证主义原则，总结了教育理论的两个特点：“其一，如果教育理论是理性活动，那么它的理论建构与人们在建构科学理论时提供的范例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它不是一种理性活动，那是一种时间的浪费，自命不凡却遭人轻视）；其二，即使教育理论满足了这些精确的标准，人们依然怀疑，它们能否像技术、医学和经济学理论那样推动实践领域的进步。”［4］64在谈到理论概念时，他还强调了理论的解释功能。但是，他强调：“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解释、预测和控制日常科学活动中能够发现的东西（实际上，迄今为止，这种目标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考虑教育理论时，应当将人的福祉（humanwelfare）植根于教育概念之中。”［4］48因此，谈教育理论必然涉及到教育理论的目标问题，即教育理论要研究什么？他认为，教育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有亲属相似性，因为两者都谋求人的满意和利益最大化。所以，教育也应当像经济学一样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稀有资源———时间、教学技能、智力、知识好奇心等，以及像金钱、土地和建筑等纯物质的东西以追求最大的效益。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教育制度改进有关。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广义的教育理论是指以探究为目的的理性探究，首先，教育理论要解释教育理论对教育进程及教育制度的作用；其次，根据已有的知识来改进教育进程和教育制度，以及修正它们为之服务的目的。”［4］48在这里，奥康纳显然强调的是教育理论的实用性。这与前文他对传统哲学批判的态度是吻合的，即教育哲学或教育理论要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

哲学专业论文 18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Thinking About College Counsellors' Professional Quality

Und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erspective

LIU Siyue

(Business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Education philosophy is a practice philosophy, teacher'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teachers' pers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teac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to discuss reason and the actual effect of today's college counsellors' lack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philosophy.

Key wordseducation philosophy; counsellor; professional quality; lack; promotion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领悟哲学，是一个教师作为教师的精神性前提。教师需要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灵活地运用教育理论，确立自己的教育思想，形成个人教育哲学。而作为教师个体，也需要教育哲学来对其具体的实践进行相应的指导。笔者认为，在教师专业发展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重提教师个人教育哲学对于希望成长为反思型或专家型的高校辅导员来说相当必要。

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素质和整体质量的提升，对于教育工作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希望通过对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的研究，唤起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辅导员专业素质重要性的认识，树立高校辅导员教师的专业化形象，使更多具备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教师积极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形成专业情意，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和锻炼自己，以更好地适应教育工作。

2 概念的界定

2.1 个人的教育哲学

国内著名教育专家朱小蔓教授从内容上讲个人教育哲学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教师的教育目的观、教育功能观、教育目标观的时代性转化。第二个层面是教师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第三个层面是教师的人才观、成材观。如果一个教师在以上这些层面都有自己的想法，并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教师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哲学。

就笔者理解，所谓教育哲学，是用于指导教学实践的普遍的哲学观念，也应该是教师的教育信念，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指导具体的教学活动。而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教师个人的教育观。个人的教育哲学，也可以看作是一般哲学与教学活动（实践）的一个中介。它实际上是对许多教育现象完整、系统地一种抽象化的概括，属于应用哲学的一部分。

2.2 辅导员的专业素质

翻阅相关文献资料，很多学者都从教师专业素质的角度探讨了教师入职所需具备的专业结构，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教师素质”被定义为 “教师为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所具备的心理和行为品质的基本条件”。①

林崇德教授认为教师素质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思想和心理品质的总和。教师素质在结构上，至少应包括以下成分：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以及教师的教学行为与策略。②

叶澜教授从当代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要求这一角度来探讨教师素质问题，� ③

辅导员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工作展开的成效，那么，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又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素质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其次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知识结构，并要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第三，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较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法。

3 辅导员教育哲学的缺失及影响

3.1 缺失的原因

高校辅导员为什么会欠缺个人的教育哲学思想？求其根源，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里，向来是重经验而轻理论。这就导致很多辅导员想当然地认为哲学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洞且乏味，从而排斥教育哲学，也就更谈不上自己对此有什么见地。所以，辅导员个人教育哲学的缺失一方面是因为对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缺乏思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教育实践中很多辅导员并没有把外在的教育哲学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教育哲学思想，形成个人教育哲学观。

3.2 对辅导员专业素质的影响

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论》序中，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这里所谓的肤浅，就是指个人教育哲学缺失的教师个体。那么，这种个人教育哲学的缺失会对高校辅导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教师会失去反思的意识，而变成纯粹的教育工具。只是单纯的传递知识，而不懂得思辨，不会总结所遇到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单纯的就事论事，先前的经验对后世的发展起不到借鉴与指导的作用。其次，教育教学的工作是比较繁琐的，身为辅导员不仅要上好形势政策课，还有许多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要时刻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要保持前进的状态进修，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所以很多辅导员根本还没有达到做教师的顶峰，就已经丧失了做教师的热情。第三，拥有个人的教育哲学，能有助于辅导员更好的理解教育公平、民主等一系列问题；有助于辅导员改变与学生的关系，认识到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教师就不会总是那么高高在上。

4 教育哲学指导下辅导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教育哲学试图解决的都是教育最深层次、最基本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教育与人、教育与知识、自由、民主等等。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认识作为教育对象的人，以及怎样认识教育本身。

4.1 统领全局，活的灵魂

辅导员是高校日常教育工作的引导者和执行者，他们有无教育信念，持有何种教育哲学的理念，直接影响着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学校教育工作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是学校工作活的灵魂，是推动辅导员工作的动力。辅导员的工作性质特殊，与学生的联系较为广泛。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就业，从学生作息考勤与家长的沟通，从学生干部的选拔、考核到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与培养，从奖学金的评比、助学贷款的申请到综合测评、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都离不开辅导员的引导和参与。

教育必须以一定的教育哲学为指导，否则会易于迷失教育的方向。辅导员个体专业素质和教育涵养的提升需要加强对教育哲学的追问，但是教育哲学的学习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要具有不甘于被教育所“奴役”的心态和胆识，以教育哲学为工具，边教边学边反思，在反思中可以看见教育的精神。要让教师真正关心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关注以往教育者的思想创造和实践创造，从而反思我们的教育。

4.2 指导教育实践

我们都很明确，教育过程是非常具体的，有无数琐碎的小事构成，那么教师的个人教育哲学应该怎样与实际相结合呢？或者也可以说，有些一线的教师总是存在这样的困惑，教育哲学不能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直接帮助，因此他们比较忽视，甚至抵触，长久以往也就不愿意和哲学扯上关系。其实，这些种想法都是相当片面的。教育生活的实际和生动，使教师首先关注的就是教育的方法和技术，并不问津其背后的思想基础，这是正常现象却很不理想。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对实际的教学工作，实际上起着很大的指导与参考作用。究竟怎样来判断哪些倾向是值得鼓励的，那些行为是需要禁止的，这都暗含了教师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判断，而这种价值观的概念正是哲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可以正确指导教师进行教育实践。

4.3 成长为反思型的辅导员

教师个体要最终拥有自己的教育哲学观念，需要在心底培养对教育哲学的兴趣，认同教育哲学的价值。这就要求了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要过多地使用所谓的术语和话语方式，写出让人难以理解的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文章，尽量使教育哲学的著作深入浅出而不是晦涩难懂。而一线教师所要做的，是要将注意力从对日常教学事务的关注，转移到对教学的反思和梳理上来，培养自己的反思意识，对自身的教学习惯、教育观念、教学手段等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激发教师从研究的角度从事教学工作，不断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促进其思考性和感悟力的增长，全面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智慧，循序渐进地形成个性鲜明的辅导员个人教育哲学，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简而言之，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形成，其素养积淀的漫长过程，正所谓“厚积而薄发”，而辅导员的专业化成长也离不开教育哲学的支持。如果真到了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在教育领域自由学术的氛围，不再有那么多的功利教育思想缠绕的日子，也许才是教育哲学瑰丽绽放的年代。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磨练与积淀，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的形成与提升都是这样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过程。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得到的正是对教育理念的清晰认识。

注释

①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卷2）[Z].上海：上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16.

②林崇德。教育的智慧――写给中小学教师[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9:31.

③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1）:46.

参考文献

[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刘庆昌。教育者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陈建华。基础教育哲学[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哲学论文 19

尊敬的各位评委教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音乐表演专业20xx级的学生xxx，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浅谈歌唱中的哲学理念》，指导教师是xxx讲师。

本文写作目的在于为歌唱供给理论支持，不断去认识和解决歌唱中的问题，避免出现片面性、主观随意性及盲目性，进而采用唯物辩证法去解决歌唱中各种疑难问题和矛盾，寻求平衡，能够使各呼吸、发声、共鸣等器官处于良好自如的运动状态，确保整体歌唱状态的协调与统一，使歌唱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

1、文献资料法：阅读有关音乐方面的文献与论文，参考前人研究的情景；

2、归纳分析法：了解文献并对文献作总结与归纳和分析，然后提出自我的看法；

3、实证研究法：从自我的音乐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把自我平时归纳的理论知识和学习经验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

4、综合寻找法：对自我所占有的材料广泛阅读，寻找出有研究价值的论点；

5、交流讨论法：专业教师的指导和同学的讨论；

具体来说，我的论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歌唱中普遍存在的哲学关系：

1、气息和声音的哲学关系；

2、控制喉头“相对稳定”的哲学关系；

3、声音靠前靠后的哲学关系；

4、声音的集中与打开喉咙的关系；

5、情与声的哲学关系；

6、进取与放松的哲学关系；

二、如何处理歌唱中的哲学关系：

1、如何处理气息和声音的哲学关系；

2、如何处理控制喉头“相对稳定”的哲学关系；

3、如何处理声音靠前靠后的哲学关系；

4、如何处理声音的集中与打开喉咙的关系；

5、如何处理情与声的哲学关系；

6、如何处理进取与放松的哲学关系；

三、小结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可是，由于我本事有限，加之时间和精力也有限，在许多资料表述上存在着不当之处，与教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本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理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大学本科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在此，我要感激所有以往教导过我的教师和关心过我的同学，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忙。本文能够顺利完成，要异常感激我的指导教师xxx教师，感激各位系里的教师的关心和帮忙。

最终向所有关心和帮忙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激！

哲学类论文 20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 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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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论文 21

关键词：语言学专业知识；语义直觉判断；专名指称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2-0017-008

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中，直觉似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览文献，哲学家普遍诉诸直觉以构建理论学说、做出论证阐析。譬如，克里普克的历史一因果学说、Recanati的真值条件语用学以及Borg的语义最小论（刘龙根，2010，2013）等影响甚远的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直觉之基础上。与直觉相符的理论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而与直觉相悖的理论则被视为错误的或不可接受的。为此，美国哲学家JonathanWeinherg慨叹“脱离了直觉，分析哲学看来就不成其为分析哲学了”（2007：318）。

对直觉的广泛依赖，集中反映了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本质一一坐而论道式的思辨。然而，近年来这种哲学论辩方法逐步受到了挑战。尤其在分析哲学阵营内“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不再端坐在摇椅上沉思，而是走出书斋，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运用系统的实验方法，深入探究人们对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及道德哲学等领域内重要哲学问题的看法。其中一项既颇具开拓性又极富争议的研究是关于专名指称的实验研究，正是该项研究引起语言哲学中的实验转向。

1、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当代语言哲学中有两种经典的指称理论：弗雷格、罗素等倡导的描述语理论o（descriptiontheory）与克里普克、普特南等创立的历史-因果理论（causal-historical theory）。描述语理论的核心是专名与描述语相联系，专名的指称就是那些满足相关描述的个体。换言之，专名等于一个或一些特定的描述语（陈嘉映，2003：293-303）。克里普克（1972）强烈反对描述语理论，认为专名绝不等于某一个描述语，并通过如下关于“哥德尔”的思想实验批驳描述语理论：人们一般认为哥德尔是算术不完备定理的发明者，假设事实上该定理由一个名为施密特的人发明，但因某种机缘巧合哥德尔将这一成果窃为己有并公之于众。按照描述语理论，当人们使用“哥德尔”这个名称时，他们事实上指的是施密� 然而，这一结论似乎与人们的直觉格格不入。克里普克由此拒斥描述语理论，提出了历史一因果学说，认为专名的指称由与该名称有关的历史一因果链条决定，人们使用“哥德尔”谈论的就是哥德尔，而不是施密特（Kripke，1972：83-84）。

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哲学家围绕这两大指称理论孰对孰错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而来自美国的几位哲学家Machery，Mallon，Nichols和Stich（2004）另辟蹊径，采用实验方法为这场理论争鸣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将问题的焦点由指称理论本身转移到哲学家在论证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依赖的个人直觉之上，并质疑是否所有人都拥有与哲学家相同的直觉。借鉴克里普克关于“哥德尔”的思想实验，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以香港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本科生为受试，研究他们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倾向于用“哥德尔”指称施密特，而西方学生倾向于用其指称哥德尔，即东方人与西方人具有不同的语义直觉；而且同一文化群体内的语义直觉也有着较大差异。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克里普克的思想实验引发的语义直觉不为人们所共有，他对描述语理论的反驳并不被广泛接受。分析哲学家的个人直觉判断看来缺乏普遍性，并不一定可靠；因而，“哲学家必须全面革新研究方法”（Machery et al.，2004：10）。显然，这一实证研究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故鼎新，引起学界异常激烈的论战。

此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Machery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和批判，力图探讨直觉的跨文化差异究竟是真正的直觉上的差异，抑或由实验设计的缺陷所致。目前，针对其最初实验方案，学者们提出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主要包括受试的母语和二语语言水平的差异（Lam，2010）、说话者指称和语义指称的模糊性（Ludwig，2007；Deutsch，2009）、认知视角模糊性（Svtsma&Livengood，2011）、语言直觉与元语言直觉的混淆（Marti，2009）、普通大众直觉的不可靠性（因而应该倚重专家的直觉）（Devitt，2006、2011、2012；Ludwig，2007：Hofmann，2010；Williamson，2007、2011）等。随之，Machery及其同仁从理论和实验两个角度对各种质疑系统地做出回应，继续坚持原有立场（如Mach-ery et al.，2010；Maehery et al.，2009；Maehery，2011、2012：Weinberg et al.，2010等）。

在上述争鸣中，关于专家直觉与普通大众直觉孰更可靠的争论尤为激烈。特别是Devitt、Ludwig、Hof-mann、Williamson等哲学家提出所谓“为专业知识辩”（expertise defense），认为专业知识可增强直觉的可靠性，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加可靠。在当下语境中，专家主要指受过系统的有关哲学和语言学的专业训练、具有哲学和语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如哲学家、语言（哲）学家，甚至哲学、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普通大众常指非哲学、非语言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少数研究中指路人；可靠则意味着直觉能经得起推敲与检验。

Devitt一直对基于直觉的传统哲学研究方法颇有微词，力主将科学方法引入语义学研究，因而他赞同Maehery等人凭借实验手段来挑战传统的研究套路。但是，在应当以谁的直觉为基准的问题上Devitt却同Maehery等人发生了龃龉。他认为，选取普通大众作受试，以他们的直觉为理论依据的做法是错误的；相反，实证研究应该检测专业人士的直觉，因为他们的指称直觉更直接相关，也更为可信（Devitt，2012：5）。与Devitt不同，Ludwig（2007）坚决捍卫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认为那些调查普通人关于哲学议题的看法的实验结果对坐而论道式的概念分析方法形不成任何挑战。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实验是一项反思性活动，旨在引发人们关于恰当运用某一概念的潜在知识，这种知识正是直觉或直观判断（Ludwig，2007：135）。一般而言，思想实验涉及实验者和受试，其成功实施依赖于双方准确理解实验要点所在，而唯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实验者和受试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同样地，专家的直觉受到Williamson（2007、2011）与Hofmann（2010）的青睐。他们一致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既能够更加准确地区别相似的概念从而避免将其混为一谈做出错误判断，还能够有意识地摆脱不相关因素的影响进而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

然而，“为专业知识辩”这一主张遭到了Weinberg与Gonnerman等人的反驳，他们从多个角度仔细考察哲学专业知识的构成要� 在诸如医学、气象学等领域，专业知识和训练可能会使专家的直觉判断更为可信。然而在哲学研究中，由于思辨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哲学家缺乏来自外界就其在思想实验中的直觉判断的有益反馈；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像哲学家那样依赖直觉。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拒�

除此之外，语言哲学文献中亦不乏实证研究结果与“专业知识增强直觉的可靠性”这一观点相悖的例子。譬如，Machely（2012）通过实验发现，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不同领域的语言学家产生不一致的影响：语言哲学家和语义学家多拥有历史一因果直觉，而社会语言学家、人类语言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多拥有描述直觉。据此，Machery认为拥有语言学专业知识并不能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使得专家们彤成偏见。然而，Machery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研究所用问卷材料中出现了一个专名（Tsu Ch'ungChih）和两个自然种类名称（lemon，mantup），而人们关于这两类名称的指称直觉是否一致仍待研究，故将二者一并讨论所得结果令人生疑。

综上，Machery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引发了语言哲学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产出累累硕果，亦不断遭到质疑与挑战。专家直觉与普通大众直觉孰更可靠尚无定论，“为专业知识辩”亟需得到更多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此外，迄今学界关于专业知识对语义直觉影响的研究均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出发、以西方人为受试，鲜有研究专门针对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东方人的语义直觉。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调查问卷手段，考察中国大陆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探究语言学专业知识与语义直觉的关系，以期为本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2、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①语言学专业知识对语义直觉有无影响？

②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可以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

2.2 研究对象

本实验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的96名中国大陆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语言（哲）学家，其母语均为汉语。其中，36名学生为上海某两所高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具体包含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学、英汉翻泽等下设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经过若干年本、硕（博）阶段英语语言学相关专业课程的集中训练，均积累了一定的语言学专业知识；另外36名学生来自上海地区几所大学计算机、数学、物理、经济管理等专业，这些受试除了学习过一些公共英语课程之外，未曾研修过任何与语言学相关的课程，也未接受过与语言相关的专业训练，因而基本不具备语言学专业知识；另有24名受试为第八届中西语言哲学“夏日书院”系列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和学者，他们长期从事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掌握了系统的语言（哲）学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下文中将这些受试分成三组，分别命名为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组（简称专业学生组）、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t组（简称非专业人士组）和专家组。

2.3 研究工具

本实验使用的研究工具为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专名指称问卷及受试背景调查问卷。其中第一部分，参考已有文献中“哥德尔”及“祖冲之”的故事（Machery et al.，2004，2009；Machery，2012），并对其进行改编，以使其内容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见附录）。每个故事后设有两个问题：关键问题和干扰题，且故事一的关键问题设置采用了直接提法，故事二的关键问题则采用间接提法，以便更好地捕捉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无论哪种提法，关键问题后的选项A均符合描述直觉，而选项B符合历史。因果直觉。为了收集更多有关受试对故事材料和问题的理解的数据，在每道关键问题后配有一个受试对自己所给答案的把握程度的五点量表（“完全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不确定”、“有把握”、“十分有把握”）；在故事二的关键问题之后还划有横线要求受试填写判断理由。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20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进行了调查，预测问卷材料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分析预测结果和受试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原始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使故事材料和问题表述更为清晰准确、简洁明了。

2.4 数据收集与处理

数据整理时，由于部分问卷未填写完整或干扰题回答错误，剔除了15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81份：专家组22份、专业学生组27份，非专业人七组32份。作者将81份有效问卷编码后对关键问题的答案进行赋值。根据惯例，本研究集中报告有关历史一因果直觉的数据，故关键题选A（描述直觉）得O分，选B（历史-因果直觉）得1分，每个受试所得分值范围为0～2分。最后将实验数据逐一输入计算机，利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 16.0和Excel 2010对其进行描述统计和分析。为了考察语言学知识对专名指称直觉的影响，对专家组、专业学生组、非专业人士组三组数据进行一元方差分析，以检测三组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此外，本文间接测量直觉的可靠性，即通过计算分析每组受试得分的标准差来观察其组内差异的大小；若某组组内差异较小，即该组受试的直觉的一致性较高，那么该组受试的直觉就较为可信。

3、结果与讨论

具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和学生与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学生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到底有何异同，这一问题可以从对三组受试相关数据的描述统计与分析中得到答案。根据表1，专家组平均分最高，专业学生组均分次之，非专业人士组的均分最低。三组受试标准差由小到大为专家组

为了考察表1中的平均值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确定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专名指称直觉有无影响，采用一元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FiaHce）方法对三组数据进行了比较。检验结果显示，F（2.78=3.329，p=.045.05、p=.079>.05），而专家组与非专业人士组组间差异显著（p=.019

上述结果表明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中国大陆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有影响，专业人士、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士具有不同的直觉；而“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可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这一问题似乎未能得到完全肯定的回答。下文将结合受试背景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对研究结果做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首先，专家背景调查问卷中研究方向/兴趣一栏的结果（图3）显示，从事语言哲学相关研究的专家占55%，从事语用学、语义学研究的占18%，其余的专家从事语言学及语言与认知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在“最熟悉的语言哲学、语义学著作”一栏中，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不同作者的《语义学》（如莱昂斯、萨义德）、《语言哲学》（如莱肯、陈嘉映）等著作多次被提到。概括而言，本组受试在大致相同的研究领域中，阅读和钻研相关经典著作及文献。常年的积累与思辨使他们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培养了精确地分析概念、准确地运用概念的能力，在解决复杂哲学论题时能够尽量避免做出错误判断。针对本研究中专名指称这一经典哲学论题，相似的学术背景使他们做出大体一致的判断。相比之下，他们更多地拥有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直觉，认为在假定的故事情境下，当张华、李明使用专名“祖冲之”和“哥德尔”时分别指称祖冲之和哥德尔，而非张衡与施密特。

与专家组相反，如图4所示，参与本次调查的非外同语言文学专业人士大多是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共占85%），他们对语言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所知甚少。在既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又未掌握解决语言学相关々业难题的技能的情况下，他们对于所读故事中专名指称的判断更符合描述语理论，更加倾向 因而，在他们看来，当张华使用专名“祖冲之”时实际指的是张衡，因为只有张衡唯一满足“实际上推算出至日的精确时刻（却不为张华所知）的那个人”这一描述；当李明说“哥德尔真是个伟大的数学家”时，他实际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唯一满足“实际证明算术不完备定理定理的那个人”的描述，所以李明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如此，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组受试给出的答案大多不符合历史-因果学说，故全组均分最低。

最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组的情况略有不同、由图5可见，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翻译（英汉笔译与口译）专业，另有部分组员来自英美文学和语言学学业（具体研究方向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少部分来自语言哲学专业。作为较高水平的英语专业学生，经过各种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在特定研究方向的训练与钻研，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多少理论上应该处于专家组和非专业人士组的中间水平。由此推论，该组受试作答时组内一致性也应该介于专家组与非专业组之间。然而，实际上该组的组内差异性最大，这一结果如何解释？Machery（2012）提出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形成偏见，进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直觉判断，这一看法在此不无道理。就本组受试而言，在不同专业方向的学习和训练中，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面对某一语言现象或问题时，结合自身积累和经验给出相应的看法。然而，这些受试专业知识的掌握毕竟不及专家水平，他们还尚未形成专家那样坚定的理论立场，对于同一类型的问题或许不能给出完全一致的答案。藉此，不甚相同的专业研习背景和尚不坚定的理论立场双重因素使得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组的受试在回答关于“祖冲之”和“哥德尔”这两个原本属于关于专名指称的同一类问题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致使该组所得数据呈现最大的变异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学专业知识的确影响语义直觉判断。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具有一定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的学生与不具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学生在假定的故事情景中，对专名“祖冲之”和“哥德尔”的指称的直觉反应迥然不同统计检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证实了三组受试在对这两个专名指称的直觉判断上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对三组数据进一步两两比较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专家组与非专业人士组之间差异显著，表明这两组受试数据上的差异确实是由不同的实验处理引起，而非一些无关因素所致，在此研究中即是有无语言学专业知识所引起的系统差异。换言之，语言学专业知识的积累以及相关专业的训练使得专家更多地拥有历史一因果直觉；而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则更多地拥有描述直觉。

然而，关于专业知识能够提高直觉的可靠性这一看法，本研究结果尚不足以提供充分的佐证。假设一组受试掌握的语言学专业知识越丰富，他们对专名指称的直觉判断应该越趋于一致，组内差异性就越小，该组的直觉就越可靠；那么，只有当标准差――作为衡量可靠性的指标――的大小排序为专家组

4、结语

哲学类论文 22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om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 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哲学论文 23

家中养了许多花，知名的，不知名的，红的，绿的，紫的…….占满了小小的阳臺。不过都是些极易养活的品种，可是即便这样，由于以前在离家较远的乡镇教书，住在学校，就很少回家照顾它们，小家伙们营养不良，干瘪不堪，面黄肌瘦，病怏怏一副副将死之状。去年九月，工作调动，得以每日回家，闲暇之余我便会去照顾侍弄它们。小家伙们久旱逢甘露，起死回生。生�

变化惊人的数那几盆芦荟了。我很喜欢芦荟，喜欢它们那厚实带着刺的叶子，四季常绿，即便是寒冬腊月亦能给人盎然生机；我亦喜欢它们的性情，舒展自然，毫不矫情，生命力极强，即便你不管不顾，它们依然坚挺，只是少了些许油光与肥厚。其中有一盆元老级别的，是我家芦荟的始祖，所有的芦荟都是它的后代，经过照料，今年比往年更加壮实肥绿了，那粗厚的叶子就好像会溢出汁液来。

静下心来一算，不知不觉自己已守时一月有余，才等到了它极美的花季。自己都为这份执着与坚守钦服。我是一个粗略的人，有时不免性情急躁：常为学生的逆反叛逆而焦头烂额；也会为学生的不求上进而懊恼不已，亦会为工作的止步不前而忧心忡忡……？我们班有个叫李川的孩子。这个孩子脑瓜不算笨，但学习习惯极差。书写极其缓慢，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天天都要在课堂上打瞌睡，家庭作业经常不完成。导致他成绩不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厌学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我决定对这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

原来，他爸爸不务正业，沉迷，妈妈绝望地离家出走了。他跟着生活极度没有规律的父亲生活，极度缺乏关爱，学业更是无人问津。和他爸爸的几次交谈中，他爸爸的消极与负面情绪令人沮丧，他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孩子是否在做作业，作业完成没有，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压根儿不知道。与他爸爸的无效沟通，我想到了让其他家长配合，共同改变这个孩子。于是，我提联系了孩子的奶奶，奶奶虽然年迈，但很明事理。听完我的讲述奶奶急得不得了。决定把孩子带回去她照顾，我也希望他奶奶能每天监督学生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有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就这样，这个孩子的状况慢慢的有了好转，孩子明显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会找机会表扬了这个孩子，也要引导其他孩子多与他交流，包容他。

我发现这个孩子逐渐地树立了自信心，不管做什么事都很积极，上课也专心了很多。我发现孩子书写速度缓慢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汉字的书写顺序，同时他握笔的姿势也不正确。利用课余时间，我手把手地教他握笔姿势、汉字的书写规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做作业的速度仍然很慢，但比以前快了很多。于是，在班里对他进行大肆表扬，看着他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也很开心。同时，我给他奶奶发了一封“捷报”。“捷报”的内容如下：“尊敬的李川家长，您的孩子在书写速度方面进步很大，特发此捷报，以兹鼓励。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鼓励，希望您能多赏识孩子！”这样的次数多了，家长也确实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也愿意花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照顾孩子的生活了。学习也越来越有自信。

现在这段时间李川，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书写速度提高很快，学习成绩自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家长也积极地配合老师教育孩子。他正一步一步摆脱“差生”的阴影，快乐健康地成长。

看到这个孩子，不就像我家的花儿一样吗？如若无人关爱守护，便是自生自灭，杂草丛生。如若家校齐心，多加守护，付与期许，静静地守候，他便能开出美丽花儿，惊艳世人。然而，在这繁忙纷乱的城市，我们总是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奔赴在一个个目标之间，虽然前进不断，成就连连，心灵却也多了许多尘世杂念，少了些许宁静与淡然。也许我们应该适当地放慢脚步，抛却欲念，就如此时那刻，守着心中的那份执着与痴爱，淡定地和一盆花，数着时令，静静地，等待花期的到来。

经典哲学论文 24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研究

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基点，终止了一切游离于现实的感性生活世界之外的旧哲学，激活了遍及现实的感性生活世界之中的关于人的新哲学；以感性活动为基点，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超越了近代以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通过对历史的深刻领悟、对历史原则的深刻把握，揭开了以历史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篇章。《哲学“立脚点”的位移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认为，“立脚点”意味着“起点”和“归宿”，意味着对于哲学的逻辑基石和价值支点的设定和自觉，不同哲学思想境界的高下、所呈现的思想视域的宽窄和思想穿透力的强弱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等，都与哲学的“立脚点”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变革往往发生在哲学“立脚点”的转换之中。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正体现在它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自身的哲学“立脚点”，比“意识”“语言”等更为深刻地确立了哲学的存在根基，并有力地克服了以往哲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矛盾和困境，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视野中，为理解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关系等哲学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认为，随着马克思完成从“体系哲学”向“问题哲学”的哲学观转变，其哲学研究的课题也就不再是纯粹哲学内部的问题，而是现实历史之中生成的时代课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需要从世界观层面加以回答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必须从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层面来把握和理解，其理论主题一是形而上学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从把不断从事思想颠覆的抽象哲学演绎看作人最高或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转到把“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抽象哲学演绎活动的现实基础，用以“改变世界”为前提的“新唯物主义”来取代那种以解释世界的“普遍理论”自居的形而上学。二是“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规律和趋势的概括，始终是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独特社会形态的系统解剖为中介的，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的总体性逻辑及其对人类历史的支配作用而对“资本现代性”作“实然”层面的历史批判，并由此来提炼和概括社会发展的“应然”方向，即从“是”到“应该”。三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生成性总体批判。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并不只是为了描述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而是为了探寻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即要对现代社会作一种历史生成性总体批判。在2011年5月14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哲学创新、发展的思想历程和所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理论体系；从分析“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中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优良学风，正如强调的，“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

《自由个性的实现——<资本论>的自由观》（《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认为，在三大卷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以及经济体系的根本矛盾，但 因此，《资本论》决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其说是一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不如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资本到自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与此相连的要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命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自由观的革命。《<资本论>中价值量范畴质的规定及其权力批判意涵》（《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多抓住“量”的问题而忽略对“质”的思考，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又只专注于价值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中质的方面研究，而价值量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中的数量比例关系。作者分析了《资本论》中价值量范畴质的规定及其权力批判意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量范畴不仅有其“量的”表达还有其“质的”规定，这种“质的”规定就是要看到其背后所隐藏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关系，即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对劳动生产过程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强制性规范和权力统治。马克思对于价值和价值量范畴的阐述主要集中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但其对这一对范畴的研究并未于此结束，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他又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对价值和价值量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揭示，以说明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价值和价值量范畴不仅与生产和交换过程发生作用，而且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世界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的视角及其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指出，近十多年来国外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所谓“新”解读中，没能看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具体”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具体”，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具体”。作者认为，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既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数量化“具体”，也不只是文化批判性层面上的抽象化“具体”，而是体现了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之彻底表现形式的、具有颠倒性的，从而也是被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所支配的那种“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揭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中，马克思关注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现实发展过程，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具有不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剩余劳动时间的倾向，为社会成员未来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近年来似乎淡出了学术讨论的中心，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的思考和《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为开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的理解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基于思想史回顾和原始文本分析，在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私有财产（地产）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推进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依据；在以异化劳动理论完成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谓颠倒过程中，马克思所持的人本主义逻辑同时开始遭遇自身的解体；从资本论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反观这一过程，它不仅是理论视域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移，而且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剖析的方法论路径的重新制订。文章重新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形成中的地位。《货币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探微——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指出，与资本的哲学研究相比，关于货币的哲学研究无论从文献数量还是从深刻层次上都显得有点薄弱。作者认为，从哲学视角研究货币问题，就会发现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在直接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体现在货币这一最重要的财富形态上，就会发现货币与人的自由、平等和交往等具有深层关联。马克思从经济哲学角度探讨货币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中性的货币消解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使人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张扬和解放了人性；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带来自由的同时，却又不可避免地给人带上了枷锁，在货币强大的经济功能面前，本应作为工具的货币却反过� 马克思不仅尖锐地批判了资本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而且肯定了资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并强调从交换的自由发展到每一个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一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不再为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发愁，只有此时人才可能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而资本作为一种截至目前为止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它极大地缩短了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这是建立自由王国的一个必要前提。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享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的社会财富，人才能彻底摆脱经济的奴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要真正学懂弄通，就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去，从整体上去把握。恩格斯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最忠实的载体，为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根本依据。我们只有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的实践意义研究

哲学论文 25

论文题目：自然——庄子生命观的核心

姓名：

专业名称：

学号：xxxx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指导老师：**

一、选题的依据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感觉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生命的关怀尤其强烈，尽管也有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但这些问题多少都与人的生命存在相联系。他们探讨了人的生命本源、生命的本质特征、生命的意义等等，这些无一不凝聚着先哲的智慧。而阅读《庄子》，我们不难发现书中充满着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思考和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表现为对人们茫然疲惫而生、漂泊不知所归的生命状态的忧虑，以及对生命的困境以及如何实现其内部突破的思考。而庄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后都落脚在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自然”。在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道论传统的基础上，庄子将道家的“自然”思想发扬丰富，终于形成了其有独特魅力和永恒价值的生死观。这是本文的选题依据。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庄子生命哲学的研究，追寻其时代背景，揭示其生死哲学的观点，探寻其生死的精神超脱和全身之道，凸显“自然”思想在其生命观中的地位，以便十更好地认识庄子哲学，把握庄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意义在于，庄子生命观是古人以自己的毕生体验总结出的安身立命之道，饱含着古人的生死智慧。虽时代发生了变化，但生死的哲理仍闪耀不朽的光茫。特别现在生活富裕了，人更惧怕死亡的威胁，面对死亡谈之色变，想长生不老，追求永生。学习庄子生命观后，就会知道生死乃昼夜之变，生乐死安。庄子那善待个人，关爱生命的宇宙情怀和守朴贵真的哲学思想，将为现代人的完美生活提供历史借鉴。

三、文献综述

1.“自然”是庄子生命观的核心

胡道静主编的《十家论庄》 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平等。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庄周保全自己的方法就是抱一种旁观、“超然”的态度，对事物的变化漠然无动于衷。这种办法和理论就是庄周所讲的“逍遥游”。

徐克谦在《庄子哲学新探》一书中认为《庄子》书中的个性自由精神，是直观地、直接地、表象化地掩饰或呈现在庄子其人富有个性的人格魅力之中。可以说《庄子》一书，与其说是关于自由的理论，不如说是展示自由的艺术。庄子其人的个性风采和自由精神，只是咋看美学与艺术的领域里，才得到了真实的实现。《庄子》的美学观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精神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庄子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和人生，以美学的道路来解决哲学问题，只要表现在物我两忘的审美关照、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价值取向、“游”的审美趣味、“至善至乐”的审美境界。

刘笑敢在《庄子哲学讨论中若干方法论问题》一文 不幸的一切命定的必然，人们为之无可奈何，所以莫若忘怀一切矛盾和差别，达到思想上的绝对和谐，也就是进入自由境界。庄子的精神自由是建立在命定论的基础上的。庄子的精神自由要摒弃一切感官的作用，直接去体验最高最根本的存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庄子哲学中有神秘主义或直觉主义。

朱松美在《<庄子>对个体生命的张扬》一文 在复归原始无望的情况下，庄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最终落实到精神的自由与进遥上。道家特别是庄子对人生的关注，则是抛却一切外在束缚和限制，突出个体生命存在，张扬个体人生价值。重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本质。庄子精神自由的获得以“体道”为依据。通过对“道”的体认，感受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合一。在大宇宙中解脱精神负累，是庄子张扬个体生命的人手处。

单红在《<齐物论>自由思想研究》一文中庄子在个别篇章里也显示了对艺术和审美的否定，当然庄子对于大美和小美是有区分的，庄子反对的是囿于小成的小美，而对于道性之大美是充分肯定的。通过对庄子的悟道方式的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庄子把人从“未悟道”提升到，’，晤道”的方法是直接由道至道，任何折中和迁回的方法是为庄子所不取的，庄子就沉溺在自己的悖论当中只做形而上的努力和思考。该文认为审美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是有其必要性的，它在个人悟道和奔向自由的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刘红红 、张玉春在《从“逍遥游”到“人境庐”——论庄子思想与传统士人出世隐逸人格在魏晋时代的确立》一文 正是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为士人“出世隐逸”人格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内外部条件。从庄子的“逍遥游”到陶渊明的“人境庐”，不仅展现了魏晋士人充满艰辛曲折和悲愤痛苦的心路历程，而且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于世事红尘之外找到了一个身心栖息的家园。孔子研究 20xx 年第 4 期付粉鸽、马得林在《法天贵真：庄子技术观的生命哲学解读》一文 其生命哲学以“道”论为中心，以自然生命为本位，以实现自由为最高追求。在生命的观照下，形成了庄子独特的技术观，它以体悟生命为核心理念，以自然与自由的统 因此，这种独特的技术观可谓是生命技术观。庄子的此种生命技术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值得现代人借鉴。《自然辨证法通讯》20xx年第一期葛西强在《论庄子的生命美学思想》一文中论及庄子生命美学的心灵旨归时认为庄子哲学以心灵中的宇宙大化生命境界为参照，他着重阐述以下内容：庄子有关个体感性生命的心灵的内在净化历程(去累、守宗与无己);净化明后所形成的自由而和谐的虚静化心态，以及将这种心态推及贯通于大化宇宙所得到的至高生命体验—天乐境界；在心灵中营构的以庄子生命之道为基础的“道境”，庄子心目中的终极愿望—在“道境”中游心逍遥。

2.自然生命观的本体

徐克谦在《庄子哲学新探》一书 徐克谦同时认为“安其性命之情”是庄子对“命”的安顿。人生德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就蕴藏在“命”德吊诡与悖论之中。“命”的存在，使人的生命受到限制，感受到不自由。但是，“我”之所以存在，就因为“我”有个“命”，有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命”。如果离开这个“命”的独特性，“我”也就不能成其为“我”了，“我”也就死了，没“命”了。

韩林合在《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一书 庄子认为世界整体的道构成了人的本体和命运。但是，只是在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人才是与其同体或同一的。因而也只有这时，人生才不会产生问题，人生才具有意义，社会也才能安定和平。庄子指出了回归于道的唯一途径是安命。所谓“命”指独立于经验主体的意志的作为整体的世界(发生于其内的所有或任何事情)或者说道。

陈绍燕、孙功进在《庄子哲学的批判》一书 “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

王博在《庄子哲学》一书 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人施展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技巧的舞台。在这种施展中，生命中自由的一面得以展开。

刘笑敢在《庄子哲学讨论中若干方法论问题》一文 在庄子看来，“道”是原始的、根本的、第一性的；世界万物是由“道”派生的、是从属的、第二性的。同时庄子 因此，我认为庄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庄子继承了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基本思想，但老子哲学的基本着眼点是欲取先予、无为而无不为，还不想超脱现实，而庄子哲学的着眼点却是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完全摆脱现实。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自由，这是庄子哲学的突出特色，对这一特色的理解不同，是分析庄子哲学思想时产生分歧的又一个原因。

黄烨在《庄子的生存哲学》一文 “道”既然是物的本根、始源具有创生性，他不仅生天生地，而且神鬼神帝，万物因它而变化，生命个体当也有它产生。“道”不仅是无生命的万物之本，也是生命之本，人的形体、精神以及整个生命都是由“道”产生的，也是由“道”赋予其存在根据的。人的整个生命，从形体到精神，归根到底都是“道”赋予的。庄子坚持从宇宙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本源，排除了彼岸神秘力量在生命创生中的作用；坚持立足于宇宙自然的立场来看待人的生命价值，表现出了重生珍生的价值取向；坚持将生死纳入宇宙自然之中，对生命关怀具有乐生安死的现实品格和超然思想等等都体现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理性色彩。

廖静梅在《庄子生命哲学研究》一文 在混沌之中，产生了“气”，“气”的变化生成了形体，随于形体的转化而形成了生命。“气”聚则生，“气”散开则死。生和死融于宇宙的大化流行之中，遵循于“道”的自然交替和轮转之中，犹如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迭，“死生一也”。同时，系统地阐释了庄子出世、达观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同时；又着力地从其惜生、顺世的哲学层面探究了庄子生命哲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内蕴，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庄子生命哲学思想的整体内涵，建构出了庄子生命哲学的完整体系，客观地展现了庄子达观、超凡的生命智慧。

冯登山在《先秦诸子的生死观》 当时，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庄子继承老子之道而又“与时俱化”，认为人之死生乃“气之聚散” ,它“自本自根” 、 “方生方死”。庄子重生而不贪生，乐死而不轻生。庄子追求全真保性，顺物安命，提倡“心斋”、“坐忘”、“见独”、“逍遥”的思想，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死生有命”等生死观颇有不同。庄子的生死观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消解了死亡的悲剧意识，化死亡的忧惧感为精神的至乐感。

殷虹刚《论<庄子>的生命智慧》一文 它不仅透露出庄子对生命的无比热爱与珍惜，也体现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欲拯救役役众生的慈悲情怀。

蒋学飞《论庄子对人生困境的超越》一文 庄子的人生哲学注重精神自由和自然无为，尤其是庄子直面人生困境，提出了突破和摆脱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庄子一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他是在困境中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同时又在困境中提出了超越。困境和超越伴随了庄子的一生。庄子提倡“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主张保持个人身心自由，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对庄子人生智慧的研究，有助于当今社会的人们摆脱情感、物欲的困扰，有助于人们遵循自然和利用自然，有助于优化民族性格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道”是庄子生命观的本体。

韩林合在《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一书 正确的心态是不扰乱人心的俗知，不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区分，而是要返归于常心，达到明的状态。其次要做到“心斋”。人们要停止其心灵的正常活动：不去感觉、思考、感受、意欲等等，才能做到心斋，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区别的观念。这样，人们便可以安命、进而最终回归于道了。

王博在《庄子哲学》一书中认为《养生主》的核心是“缘督以为经”。养生的真谛在于：在复杂和拥挤的世界中发现空隙，然后游于其中，尽其天年。但要找到缝隙，心首先是虚的，不能为功名利禄所充满。以虚的心来面对世界，这个世界的缝隙才会向你敞开，你才会在这个世界中自由遨游。同时他也认为，庖丁解牛是生命自由得以展开的一种方式。

陈绍燕、孙功进在《庄子哲学的批判》一书 在这几种方法中，“守宗”重在排斥外物对神秘直觉的干扰；“心斋”则是完全封闭人的感官；“坐忘”首先排斥了大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仁义”与“礼乐”，然后叙及“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三种方法虽然稍有差异，但却殊途同归，就是要排斥人们正常的认识方法，而采取一种神秘的直接方法。

李振纲在《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另一种解读》一书 他的“养生”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的拥挤的世态环境中找到一个歇息之地。庄子强调心神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这种态度或思维方式对于“养生”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养生之“主”了。

张尚仁在《庄子无为真性的养神之道》一文 养生的重点是养神无为，真性则是养神的根本途。无为对养生之所以重是� 而养生必须使人的精神符合大道的本质，符合大道的本质则是人的真性精神，养生要做到保持无为真性，做任何事情都要神情专一。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近现代的哲学思路作文本分析，求证相应的理论和观点，并整理成相应的体系。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本论文的创新点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庄子思想中的“自然”概念何以是庄子生命观的核心。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本文以三个部分，从庄子生命观的体现、本体和方法来证明“自然”概念贯穿在庄子生命观的始终。

本文的难点是以“自然”概念为核心，尝试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庄子生命观。鉴于庄子生命观在庄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试图从庄子生命观的视角对庄子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政治哲学都有新的解读。庄子的思想固然很博大，其核心思想固然是以老子道论为基础的一种延续，但庄子思想有别于老子思想并具有其独特魅力的地方在于庄子思想的落脚点都是其生命观，对生命的关怀和思考是庄子思想的精华。本文就以“自然”概念作为突破口，重新诠释庄子思想的精华。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庄子的生命观贯穿道整个庄子思想中去，理解庄子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如何面对与超越生命的困境的。写作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以现代哲学的视角再解读庄子的精神，希望能对当下人们面对的生存困境提供一些理论和精神上的解决办法。

六、论文写作提纲

一、庄子的生命观体现为“自然”

1.“自然”是生命的本真(礼法是生命的束缚)

2.“自然”是生命的理想存在状态(逍遥无待的境界)

3.“自然”是生命价值的标准(至人、神人、圣人)

二、“自然”庄子生命观的本体

1.“道法自然”是庄子生命观的逻辑本体

2.“气” 是庄子对生命本源的理解

三、达到自然之境的方法

1. 自然的本质属性是虚静

(1)离形去知：心斋、坐忘、去独

(2)致虚守静：知恬交养、缘督以为经

2. 自然境界的认识论——齐生死于道

(1)重生乐死

(2)以理化情

3. 庖丁解牛：由艺术体验升华到自然境界

(1)“顺”——人与“器”的关系

(2)“游”——人与“物”的关系

七、参考文献

[1]郭庆藩。辑庄子集释。 [M].中华书局，1961: 7.

[2]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中华书局，1980: 8

[3]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xx:9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中华书局，1983:4

[5]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钱穆。庄老通辨[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9

[7]王葆玄。老庄学新探[M].上海文化出版社，20xx:5

[8]崔宜明。命运观念的起源和理性内涵[J].中国哲学史，1996:3

[9]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4

[10]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11]唐雄山。老庄人性思想的现代诊释与重构[M].中山大学出版社，20xx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

[13]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J].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

[1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

[1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哲学专业论文 2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改；工艺美术学校

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实效性，以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一直是困扰该课程教学的两个问题。众所周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被教条化、公式化，从而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态度。关于该课程的教学，在全国工艺美术类学校更是处境尴尬。

针对上述现状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措施，则是当前任课教师和学校党委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在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的要求下，也应使得该课程教学与学生专业学习之间进行良好互动，从而在方法论的高度提升学生认识世界、增强专业素养的能力。可见，这便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现状分析

不难理解，应对措施的构建仍在于解决短板问题为出发点，从而以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现状分析如下。

（一）教学形式方面

教学形式体现为教学的流程和组织：对于前者而言，许多学校的流程仍然沿沿袭着传统教学中的概念界定、举例、记忆等三段式特征；从教学组织来看，也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并偶尔穿插着提问、互动等内容。不难看出，无论是教学形式还是教学组织，都未能与艺术类学生的个体偏好相适应。

（二）教学内容方面

在笔者与外校同行间的交流中发现，诸多同行在进行内容讲授时往往拘泥于教材的体例，这样一来必然难以同学生专业学习产生联系。尽管部分教师能在案例讲解中引入相关的专业内容，但因大环境所导致的程式化教学氛围，从而难以同学生之间形成共鸣。诸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也只能是从概念引申到另一概念，整堂课都在形式逻辑上绕圈子。结果，彻底是学生产生了课程为难情绪。

以上两个方面的现状分析，将成为教改思路设计的切入点。

二、分析基础上的教改思路设计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教改思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设计。

（一）教学流程方面

首先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课时有限，在有限的课时范围内需要完成特定内容的教学。这就意味着，在教改领域应遵循校本原则。针对全国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而言，在教学流程上应突出感性和延展性的启发环节，这样就能发挥艺术类学生的优势来。

（二）教学组织方面

从学生的专业课教学来看，大多遵循着小班教学的模式。从而，在教学组织上能否模仿这一点，而使学生感受到一种环境熟悉感仍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可以将小组合作学习引入到教改范畴内。

（三）教学内容方面

目前艺术类学生对于马哲较为抵触，而对于西方哲学则较为青睐，或许不仅以工艺美术专业的知识来源有关，也以教学人员的说教特质无不关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可知，其重视实践，并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些观点都应成为学生美术创作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可见，就应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上述知识点。

三、设计引导下的措施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设计引导下，关于教改的措施构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完成学校范围内的专业解构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改植入学校大环境内，才能确保教改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为此，该类型学校的党委、马列教研组、各专业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从而挖掘出马哲中有关促进专业实践，以及强调作品意境形而下的知识体系。那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便可以突出这些知识点的教学。

（二）针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以上在思路设计上主要围绕着教学模式来展开的，在特定的教学时限内几乎无法进行流程创新，从而应增强哲学知识点的外延讲解。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在批判继承了德国哲学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这样就能将西方哲学的内容纳入其中，激发出学生的兴趣。但应在比较中使学生明白，指导艺术创作的哲学指导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三）充分获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不难理解，教改工作在形式无论如何优化都必须以服务学生为己任，这也是需要充分获取学生意见和建议的理由。一般而言，美术类专业学生思维敏锐，且敢于直言不讳。这就为获取学生的建议提供了基础。因此，课堂教学中可以组织问卷调查，也可以采取学生代表座谈等形式来完成。但无论怎样，都应把学生的建议反映在教改的实际行动中。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对于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展开，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四、问题拓展

作为职业学校学生如何构建自身的专业能力，不仅关系到学生日后职场竞争优势的塑造，也关系着职业学院办学优势的体现。尽管，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但因知识结构的人为碎片化，导致了在学生能力构建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在哲学视角下来解析这一现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辨证法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解析这一现状的方法论，其中的普遍联系原则和否定之否定命题，都作为“知识结构”碎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

五、小结

本文认为，在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下，也应使得该课程教学与学生专业学习之间进行良好互动，从而在方法论的高度提升学生认识世界、增强专业素养的能力。为此，应围绕着教学流程、教学组织和教学内容进行教改思路设计。在此基础上，通过完成学校范围内的专业解构、针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优化，以及充分获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来进行措施构建。

参考文献：

[1]苏晓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J].贺州学院学报，2012（2）.

哲学论文 27

学科制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即现行学科制度中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不合理。哲学被纳入现代教育与社会分工，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学者的业余爱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使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级学科划分应以学科知识的合理划分为依据。“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属于一级学科的知识应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纲”，是有关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的知识；属于二级学科的知识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目”，是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将知识生产与专业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一级学科提供作为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将本学科所有研究人员凝聚为在同一范式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通过学科教育规训学术新人，为学术共同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二级学科具体展开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断产出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学科范式的更新、发展创造条件。学科的基础教育是学习、掌握一级学科的知识，使学术新人具备在学科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学科的专业教育是学习、掌握各二级学科的知识，引导学术新人逐步进入学科前沿。

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于确定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哲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即现存哲学知识形成于多种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个‘哲学体系—原则—范式’，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的学说，他们之间互相不可替代”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自己知识体系的纲与目，明确自己的哲学范式，使哲学学科基于一种哲学范式进行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不能围绕多种哲学范式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因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学科建设都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而不是推进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因此，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适合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哲学范式为哲学知识体系的“纲”，以该哲学范式所确定的各个研究� 例如，西方哲学传统范式有四个基本取向，即实在的性质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思维的结构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哲学学科通常也只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③；西方国家哲学学科制度中没有“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并非西方哲学界看不起中国哲学，也并非西方哲学界不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其哲学学科建设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却不是其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像中国的化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但不能将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起来，一�

国内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中有“目”却无“纲”，一级学科“哲学”并不为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提供他们在其下从事研究的哲学范式，二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则作为实际上的哲学一级学科开展工作：分别向本学科哲学工作者提供哲学范式，各自发展本学科的“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或西方哲学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中，根本看不到当代中国的“哲学”的学术发展，而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发展。这些哲学二级学科基于各自范式独自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各有各的问题意识、话语系统与学术标准，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同其他二级学科交流。中、西、马“三足鼎立”（只是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力大大低于马哲与西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甚至超越国界：各二级学科同各自国外同行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互之间却几乎没有交流的欲望，以至中国哲学界一再呼吁中、西、马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犹如还未完全走出“冷战”阴影却又陷入“文明冲突”从而充满误读迫切需要相互沟通的当代世界。事实上，多元化是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各国哲学界都同时在研究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但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却为我们所特有；因为其他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都只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唯有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是围绕几种相互独立的世界观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而展开的。

二问题意识

不合理的学科制度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固有的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罕见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追问，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为己任，以数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人文伦理关系为依据，以“信”——人与言的统一体——为中介，通过生活中现有的、人们应当践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这一正当要求，很自然地确立中国文化特有的基本价值——家、国、仁、义、礼，创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国文明特有的信仰体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说：“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⑥。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⑧；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⑨。现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据统计：2000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宗教信仰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78.52％；在中国的13亿人中，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亿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约5千万左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11)。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实现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2)。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

被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问题意识却意识不到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13)，具体说，就是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现行学科制度使中、西、马“三足鼎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三个拥有各自范式的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所关注的哲学问题都是各二级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当代中国迫切解决的哲学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体系，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学问题，如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等；中国传统哲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人类提出的最新问题，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尽管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早就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学等方面论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但在中国哲学界有关方面和问题意识中，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应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哲学方向的哲学问题，以至二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千余项哲学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却几乎没有一项正面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部级课题。

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在学科扩张与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了，其现状为社会各方及哲学界自己也不能满意。有学者说，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同样的道理，一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也不可能优秀。而且，一个民族既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视某种哲学，也完全有理由轻视那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

三未来方向

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哲学思想论文精选29篇

当代中国哲学迟早要成长为具有自己独立范式的哲学，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形成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对现存哲学知识予以重新分类并据以重新规划哲学的学科制度。在这意义上，“构建中国哲学”与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目前需要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围绕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并以其为精神归宿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各学科间展开对话、讨论。构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需要以古今中外所有哲学智慧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需要当代中国所有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和思考向度，只有面向问题，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16)。就是说，唯有各哲学学科都来思考每个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基于各自学科范式，讨论诸如人、存在、主体性、事物本身、正义、公平、自由等目前哲学界热衷讨论而又不能解决当代中国人精神归宿于何方的哲学问题，各学科才能超越自身的学科界限，平等参与讨论，学科间对话才不会导致无谓论争或是流于各学科的自说自话，各学科所掌握的哲学智慧才能最终转化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源。

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的源泉。新的哲学流派、新的哲学范式只能形成于新的哲学问题。“构建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讨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问题，即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以其为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这一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问题。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11－01批准，1993－07－01实施。

②叶秀山：《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③DouglasBurnham,GetSetforPhilosophy,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3.

④⑥［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第309页；第273页。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88～105页。

⑦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页；第16页。

⑨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第4页。

(11)《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建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12)［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13)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4)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2期。

哲学类论文 28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经典哲学论文 29

一、发掘经典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落脚点

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经典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可鉴赏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人生际遇中多样的人生之美，更承载着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古代经典作品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价值。充分挖掘文本的多重价值，从文字学习走向文化感悟。高中必修教材有古代叙事散文、古代议论文、山水游记、史传作品、古代抒情散文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都蕴含了丰厚的精神养分：或反映了古人的精神追求，或承载着古圣先贤的哲学思想。在文言文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去触摸先贤的思想与灵魂，例如，引导学生体悟《寡人之于国也》中的“仁政”“王道”思想、《侍坐》篇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的“和谐”政治观、烛之武的智勇、荆轲的大义、蔺相如的肝胆相照、苏武的威武不屈……让学生在重履他们漫漫精神历程的同时，经受深刻而美好的心灵洗礼。重构文化主题单元，设计古代诗歌专题教学。古代诗歌部分不仅有昂居于诗峰之巅的诗仙、诗圣之作，更有众多诗人群体所构建的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风景。李白、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其诗其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灿烂的文化，而大漠边关的雄心与愁心、山水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怅望千秋一洒泪的感慨、命运际遇的咏叹调、相思成疾的离别歌等也都成为古代诗歌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依此重构出“李白文化”“杜甫文化”“山水田园文化”“边塞文化”“离别相思文化”等七个文化专题，让学生感受诗歌光辉灿烂历史的同时，吸收更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营养。盘活文化经典，以批判性思维审视传统文化及经典在今天的价值。高中语文教学应重视文化论著的研读。“研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拓展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应当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本，让经典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活跃在今天。例如，让学生思考与感悟“春秋笔法”的以史鉴今、对历史真实性的上下求索，引导学生多角度思索赵盾的忠、董狐的秉笔直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等等。

二、重视实践活动，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

建立开放式的语文教学理念，努力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可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丰富课程资源，构建传统文化课程群。在用好国家课程的同时，可自主开发传统文化课程。例如，学校自主开发“诗经往事”“来自孔子的智慧”“美丽汉字”“古文观止选读”“唐宋词十八讲”“红楼梦十八讲”等6门校本课程，同时引进中华书局推荐的台湾国学课本《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丰富的课程资源，能为不同基础的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为凸显传统文化的生命内涵提供了可能。组织文化游学，在行走中触摸古老文明与灿烂文化的脉动。每学期都可组织为期一周的“文化游学”，例如，齐鲁文化行——走访三孔，登临泰山；江南文化行——访金陵，走绍兴；中原文化行——访洛阳，探龙门石窟；西安文化行——游大雁塔，观兵马俑。引领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著名书院，让学生触摸历史文化的脉搏，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和浸润。开展趣味学习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春节元宵灯谜会、清明端午读诗会、重阳中秋读书征文等活动，能让学生在承载着历史记忆符号的传统节日中感受文化魅力；唐风宋韵朗诵会、古诗文背诵拉力赛等活动，能让学生在阅读和实践中，加强人文修养，提升精神品位。同时还可对《论语今译》《孟子》《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唐宋词十七讲》等系列原典作品进行解读，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这种不断地加强和提升的过程，就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与精神传承。

作者：王建稳 单位：北京市八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