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论文（优秀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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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论文 篇1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大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农业科学论文范文 篇2

一、概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农业产业化升级，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批准了一些农业企业上市。然而从农业类上市公司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其整体经营效益不佳。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外出口订单骤减，应收账款回收期加长；对内由于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资金支付压力空前加大；另外银行银根紧缩，再筹资困难重重，导致众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延缓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农业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想得到良性的发展，就必须拥有长期充足的资金支持，必须具备持续的筹资能力。而筹资活动是企业财务风险的启动点，筹资风险既是基于资本来源角度的财务风险，又是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结果的显现与集中爆发，所以筹资风险是具有前导性和结果性的双重性质风险。因此关于筹资风险的科学预测研究，不论对现阶段的农业类上市公司规范筹资行为、优化融资结构，还是对未来即将上市的农业企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筹资风险预测模型介绍

所谓筹资风险预测，就是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及经营、投资方面相关资料的分析，利用及时的财务数据和相应数据化管理方式，将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预先告知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人。从主流的分析方法来看，单变量模型（国外大部分学者主要利用财务杠杆的高低来测量企业筹资风险）尽管简单易行，但作用有限；多元逻辑回归模型（Logit、Probit模型）尽管不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但样本的数量不宜少于200个，否则存在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另外繁杂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很多的近似处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预测精度；其它以非统计方法作为基础的模型（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为代表），由于模型难以确认、计算量较大和表述判别力较难等原因，导致在财务领域应用不多，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判别法中最为典型的z分数模型与入指数法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筹资风险作对比研究：

第一，z分数模型。美国学者阿尔曼教授于1968年提出“Z-Score”。该模型在经过大量的实证考察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公司财务风险程度的财务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风险警示作用的大小给予不同的权重，最后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一个公司的综合风险分z值，将其与临界值对比就可知公司财务风险的严重程度。其判断函数为（鉴于我国证券市场非流通股无市场价格以及利息费用无法直接从年度报告中直接获取，以财务费用代替，故对原模型中一些指标设定稍作调整）：

Z=1.2X1+1.4X2+3.3X3+0.6X4+0.99X5

其中：

x1——营运资金／总资产二（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

x2——留存收益／总资产二（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总资产

X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二（税前利润+财务费用）／总资产

X4-股权市价总值／总负债二股东权益／总负债

X5-销售收入／总资产二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

在Z-Score模型中，将反映公司的偿债能力比率（x1和X4）、获利能力比率（x2和X3）以及营运能力比率x5有机地联系起来，采用综合的方式预测公司筹资风险的大小。在这一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判断公司破产的临界值或称切割值。当2<1.8时，公司有很大的破产危险，筹资风险很高；当1.8<2<2.675时，公司处于灰色地带，财务状况极不稳定，筹资风险较高；当2>2.675时，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破产可能性极小，筹资风险较低。一般来说，公司的“Z-Score”越低，发生破产可能性越大，筹资风险越高。

第二，入指数法。现金流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属于“木桶理论”中的那一块最短的木板，因此现金及其流动必然是筹资风险预测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将取代利润或流动资本成为支付能力的象征。入指数法就是通过近几年的现金流量来计算上市公司短期内再筹资风险概率的模型。该模型主要考虑上市公司因无现金支付到期负债而陷入财务困境直至破产，却没有专门考虑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当然现金流量多少也会反映这些因素。

指数=先进留存+期望现金流量/现金流量的标准差

其中：

现金流量=现金+有价证券+可使用的信用度

期望现金流量二期望收到或支出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的标准差=现金流量

则：

估计该公司的筹资风险=1-N(入)

式中N代表标准正态分布，可根据算出的入值，查正态分布表得出结果。

三、实证检验

第一，样本选取。本文在借鉴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新浪股票——农林牧渔板块共6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截止2008年底被特别处理的5家ST公司作为样本，分别是ST亚华、ST中农、ST九发、ST香梨和ST康达尔；由于行业与企业规模的影响，为了作对比分析，笔者将板块中绩效差以及亏损的企业剔除掉，择优确定了5家非ST企业作为比较样本，分别是正虹科技、顺鑫农业、光明乳业、隆平高科以及新希望。

第二，数据说明。具体如下：

一是该方法所有检验数据都来自证券之星、巨潮资讯网以及新浪财经有关个股资料及财务年报，每股市价取当年12月31日收盘价；

二是所有年报数据均采用合并会计报表中的数据；

三是对于ST公司，运用z模型进行分析预测时，由于所依据的财务数据越临近财务失败时，其准确率越高，所以选取被ST处理最近一年及其前两年的年报数据，运用入指数法的时候则选取被ST处理前5年的数据；

四是对经营良好的公司运用z分数模型进行分析预测时统一选取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的年报数据，运用入指数法的时候则统一运用2004-2008年连续5年的年报数据；

五是ST中农由于是2000年上市，于2003年4月23日被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中农”，于是只有前三年的年报数据进行入指数计算；

六是假设组内分布为近似正态分布并且两组的协方差矩阵相等。

第三，模型运行。

四、模型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第一，两个模型的判别精度比较。模型判别准确率比较。从表1、3可以看出，对于ST公司来说，z分数模型判断亚华、康达尔、九发和香梨均有财务恶化的趋势，风险预测值远远低于下临界值1.8，只有中农公司的z分数值却接近于上临界值2.675，平均误判率为26.67%;入指数法显示这五个公司均有较高的筹资风险，中农公司的风险值最小。

从表2、表4可以看出，对于非ST公司来说，z分数模型和入指数模型的预警存在很大差异。其中z分数模型对非ST公司2006-2008年三年的平均误判率为40%，高于ST公司。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粉饰报表现象；入指数法的预测要相对准确．与实际相符。

风险值趋势判断比较。10家农业上市公司中有5家为ST公司，z分数模型和入指数模型三年预警值变化趋势均一致，中农集团的z分数值显示连续三年财务状况都处于灰色地带，接近于上临界值2.675，入指数模型计算显示该公司破产风险仅为6%，说明模型预测趋势一致；趋势判断差异主要体现在另外5家非ST公司的预警值上，z模型显示这5家非ST公司除了光明乳业财务状况比较良好以外，其他四家都处于灰色区域，财务状况极不稳定阶段；而入指数模型计算显示这5家非ST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筹资风险，唯一例外的隆平高科筹资风险也仅为1.54%。相比之下，入指数模型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所选5家业绩好的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的确不错）。

综上所述，z分数模型预测10家农业企业是否具有财务危机的判别精度约为66.67%，入指数模型约为90%。相对来说，入指数模型适用度高于z分数模型，故在两者间本文选择入指数模型。

第二，两个预测模型在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应用的局限性。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取得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利润操纵的行为，农业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其会计报表的真实性要打一定的折扣，有些指标可能与实际财务状况不符，导致计算结果有偏差，也导致了模型的预测能力及准确度相对降低。

二是样本选择中的局限。由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截至目前数量有限，被”的公司数量就更少，所以样本规模偏小，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对整个模型的预测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拓展至多个行业，找出异同点，寻求消除差异的处理方法，从而扩大样本，也可以扩大模型应用的广度。

三是行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企业由于在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加而产生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在内部成本上升和外界环境的压力下，企业的转型意愿增强；其次是我国农业企业整体销售收入相对于其他制造型企业较低，从而导致在计算z分数值时X5偏低；再次，中美关于破产界限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z分数模型具有显著美国行业的特性，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若资不抵债则可能破产，但我国只要存在偿债能力就不得申请破产。

第三，具体建议。目前我国农业企业在现金流量管理方面较为薄弱，资金利用效率极其低下。一方面把过多的资金用于长期项目，几乎全部以流动负债来维持运转，筹资风险陡增。另一方面，企业支付能力严重匮乏，“三角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且很多上市公司没有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对现金流量管理也缺乏事后控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防范筹资风险，关注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尤其是营运资金／总资产、股权市价总值／总负债两个指标，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间接反应公司的筹资风险程度，从而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二是企业应建立现金流预算体系，加强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总预算应着重于规划和控制企业宏观的经营活动，保障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日常现金流的预算应统管日常经营活动的现金安排，保证现金流有条不紊，永不停息，从而保障企业简单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的进行，满足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条件。

三是在现金流量管理的过程中，应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到决策部门，计划部门，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将风险和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现金流量是企业管理的血液，只有形成良性循环，才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四是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财务会计报表数据为基础，以各种财务指标为变量来建立模型，缺乏非财务因素支持。不可否认财务报表数据是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综合反映，但财务报表数据绝不是公司经营状况的全部反应。在实际操作时还应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产业以及管理因素，另外，审计意见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信用等级以及重大对外担保和诉讼等其他非财务因素都将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

农业科学论文范文 篇3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药科学使用知识等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农药安全使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舆论氛围。采取举办科技讲座、召开防治现场会、展示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等多种形式强化农药科学使用技术培训，并以推广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病虫等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技术为突破口，深入普及农药科学使用知识，指导农户科学用药，把农药对环境的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断提高种植户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为市场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2、根据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品种、剂型

各种农药都有其防治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则无效。因此，在生产实践中，防治病虫等应根据药剂的性能特点和防治对象科学选用农药，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如杀虫剂中的胃毒剂对咀嚼式口器害虫有效，但对刺吸式害虫无效；杀菌剂中的硫制剂对白粉病菌有效，但对霜霉病菌无效。在防治病虫害时，应尽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

3、选购或使用农药时，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

在正规门店选购药剂品种，选购或使用农药时，一定要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做到对症施药。购买农药时要看清标签，不要购买标签不清或包装破损的农药。使用农药前应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如有疑问应及时请教农药经营者或当地植保技术人员，务必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标注的使用浓度和使用对象使用。

4、加强病虫监测预报，适时用药

选择最佳施药时期和施药量，不要盲目混用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施用浓度。在最佳防治时期用药，可以用最少的药量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确主要防治对象，并进行定点定期规范调查，及时病虫等有害生物发生动态，是开展科学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虫等有害生物测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药剂试验，筛选出适合当地生产实际的经济、高效品种、剂型、用法和用量等，通过示范样板，加快推广。一般来讲，防治害虫在幼虫低龄施药最为适宜；使用保护性杀菌剂防治病害，要在发病初期及时施药才能奏效。农民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已经过了最佳防治时期才开始用药，结果按常规药量难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农药或连续多次使用农药以及随意加大使用浓度，这样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杀伤天敌、污染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影响食用者身体健康。

5、根据天气状况科学用药

一般应在无风或微风天气施药，同时注意气温变化。气温低时，多数有机磷农药效果较差；温度太高，容易出现药害，严禁中午高温喷药。刮风下雨天气会使药液流失，降低药效，因此，使用农药最好选择内吸剂，其次用乳剂。

6、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减少农产品和环境污染

农药安全间隔期是指最后1次施药到作物收获的时间。施用农药如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后采收，食用后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应严格按照农作物的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作物。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等的回收处理，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虫害提倡轮换用药，科学混用

长期单一使用某一种农药，会引起病菌、杂草、害虫等有害生物产生抗性，防效降低。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抗药性逐渐增强，用药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轮换用药或采用混合用药方式，以延缓抗性产生，稳定防效。

8、注重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措施综合运用效果，找准衔接点，发挥灭虫防病整体作用

生物农药毒性低，防治病虫等有害生物不易产生抗药性，且不伤害天敌、无残留、安全系数高，不足之处就是成本较高、药效较为缓慢。如蛋白农药诱导植物产生免疫力、苦参碱、BT乳剂、灭幼脲、农抗120、井岗霉素、春雷霉素等。应用诱虫灯、防虫网、诱虫板、诱虫器和创造有利于天敌生长繁殖的环境，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和用药次数，节约生产成本和减少污染。通过改善生产生态条件，创造有利于作物和天敌、不利于病虫滋生的环境，增强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敌数量，减少用药次数，恢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为市场提供丰富、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9、加快生产基地认证和种植技术规范推广应用力度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是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必然选择，也是展示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的平台，做好生产基地认证工作意义重大。制定种植生产技术标准，规范操作，加强宣传与技术培训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规模效益的保障。

10、加大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力度，强制生产者从事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农学论文 篇4

一年来，县科协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重视支持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为推进我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切实加强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夯实科普工作的基础。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们加强了乡镇科普活动中心和村（社区）科普活动室的建设。这项工作我们在年年底就进行了安排布置，今年3月6日-10日，县科协和县文明办联合就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从督查的情况来看，各乡镇把这项工作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乡镇都有一个50平方米以上，具有图书阅览、科普声像、科普教育培训等三项功能的科普活动中心，悬挂市科协和市文明办统一制作的“科普活动中心”和“科普活动中心管理制度”钛金牌匾。二是有科普电教设备。各乡镇充分整合资源，利用远教站点或多功能会议室的影像设备，积极开展科普活动。三是有一定数量的科普图书。有的乡镇结合文化部门开展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争取市、县新华书店的支持，筹集科普图书。有的乡镇发动干部职工捐献书籍。目前，全县80%的乡镇科普活动中心都有500册以上的科普图书。四是各乡镇都有一定数量的科普活动经费，确保科普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转和科普活动的开展。

2、开展了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活动。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动周”活动期间，我们与县科技局等单位密切配合，开展了两次大型的科普活动。一是在路口镇举办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全镇的1200余名农民朋友前来咨询。活动中，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农民群众宣讲科技政策，现场解答技术咨询，赠送了《水果、蔬菜简易贮藏手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花卉栽培技术》、《池塘养鱼技术》、《防震减灾法律法规汇编》等科技资料8000余册。二是举办了“科普之夜”广场文艺晚会。

3、大力开展了科普进社区活动。5月22-23日，县科协在镇、镇等地开展了两次科普进社区活动。这两次活动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为主题，开展了疾病预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识在内的灾害防范常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咨询。设置了咨询台，悬挂了科普系列挂图、发放了宣传资料，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展出科普展板20块，接待群众义诊126人次，向社区赠送了价值3000多元的科普书籍。今年下半年，我们配合创建全国文明县城的活动，我们对县城金茂路社区和凉塘路社区的科普设施和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科普活动档案进行了完善和规范，对县城城区范围内的17块“科普惠民”宣传栏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向社区赠送了科普书籍1000多册。10月9日、11月19日，我们还在金茂路社区分别举办了以环境卫生与健康、社区环保为主要内容的2场科普知识讲座，听众达200多人，反响很好。

4、继续举办科普电视专栏节目。科普电视专栏节目是我县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栏目的开辟，对于促进了全县“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氛围的形成，促进“科教兴县”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县的科技进步和全县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今年，我们与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县电视台续签了开设“科普大蓬车”电视专栏节目的协议，进一步优化节目的内容，力求播出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

5、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规范了学会管理。年初，我们对所属学会（协会）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加强了联系，了解了情况，增进了感情。5月至6月，我们配合县民政局对全县自然科学类的学会（协会）进行了年审，进一步规范了学会管理。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四次“县自然科学学会研究会”的理事会议，及时了解各学会、协会的工作情况，加强了学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6、召开了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县科协换届。9月11日上午，县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开元大酒店多功能厅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科协领导机构，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意见》，表彰了部分科技示范户和科普示范基地。

农学论文 篇5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讲天时及其利用的，2篇（“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第二类是主要讲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类是主要讲经营管理的，6篇（“财力之宜篇第一”、“居处之宜篇第六”、“节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三才”理论的天地人相对应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考察。

“天时”及其利用

关于天时，陈旉指出了“时”和“气”可能发生的矛盾，强调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时令安排农事，而要根据实际的气候变化灵活加以掌握。书中说：

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陈旉不但对“时”和“气”做出这样的区分，不但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与时令、气候的关系做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这样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这在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时”在甲骨文中从“日”从“之”（甲骨文的“之”字从“止”在“一”上，“止”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太阳的视运动引起了气候的季节变化。后来人们把“时”视为“气”（指气候，或各种气象因素的集合）运行所呈现的秩序，这在当时是人们认识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按照气候变化的这种时序性制定的历法和节气，即指时系统，人们也称之为“时”。在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后一种意义上的“时”的体系（指时系统）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的，它形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同时还总结了与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汉代的历法改革又使月份和节气协调起来，使得这个指时系统更为完善[7]。《齐民要术》就是依据这一指时系统来安排农业生产的；由于月份已经和节气协调起来，有时只需按月安排生产就可以了。这种“时”的体系是根据气候的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对固定起来，而实际气候则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的，甚至会出现偏离常轨的情况。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强调的是“时”和“气”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时”和“气”联结成一个常用的词[8]。一直到了陈旉才明确地指出了它们可能出现的矛盾的一面。

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区性的因素。作为我国传统指时体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带有普遍性，但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其具体内容打上黄河流域气候变化规律的烙印。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原来的以二十四节气为坐标基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具体农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区。二是时代性的因素。中国气候在宋代进入一个变化较多的时期。根据气候史专家张丕远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国气候总的说来比现代温暖，但常常出现寒冷的气候，也就是说气候很不稳定，是典型的气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间发生了突变，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气候微小的变化都会对农业生产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用刻板的态度对待既定的时令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灵活地对待时令。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从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农业，把“时宜”落到实处。至于具体应如何灵活掌握时令，陈旉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是引用《尚书·尧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物理”。所谓“验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时。即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在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古代，物候确实更能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时；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辅助指时手段。

如何利用“时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种之宜篇”的一段论述：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在这里，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上文已经指出，在《陈旉农书》中“宜”与“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谓“知时宜”，可以理解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光热资源）。《陈旉农书》给出的办法是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换句话说，种植制度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而“天地之时利”的充分发挥，又是以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的。

“相继以生成”，无疑是指复种[10]；“相资以利用”则既包含复种，也包含间作[11]。《农陈旉书》“耕耨之宜篇”说：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这是包括稻麦复种在内的复种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来岁功役”和以其收成“助岁计”，而且由于经过“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改变水田长期渍水的状态，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这既是“相继以生成”，又是“相资以利用”。《陈旉农书》“种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桑亦获肥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这是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而达到两“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这也是“相资以利用”的一例。

据此，可以说，“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是种植制度中复种和间作经验的一种理论概括。间作是秦汉以来已经有的种植方式，以稻麦复种为中心的大田复种则主要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见在《陈旉农书》中，充分利用“天时”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为条件的，并与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种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时”（气候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资源），真可谓“盗天地之时利”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陈旉总是合起来讲“天地之时利”。

“土宜论”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学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12]。《陈旉农书》继承了这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理论而有所发展。

关于“土宜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陈旉总结了间作和复种的老经验和新经验，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里，尽量不让耕地闲置，要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其二是提出了一个地区各类土地的全面利用规划。下面，我们着重谈谈第二点。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内涵之一，就是按照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土地类型来全面安排农业生产。《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齐民要术》不但强调因土种植，而且指出“山泽有异宜”（《收种第二》），应该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种：“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贾思勰在规划土地利用时，实际上也是有统筹兼顾的全盘考虑的。不过有关论述在《齐民要术》很分散，没有形成系统[13]。陈旉《农书》则不同，他以专篇（“地势之宜篇”）论述土地利用问题，给出了一个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这个规划完全是从江南具体的自然条件出发、从江南自身农业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把各类土地的利用和水利开发和治理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鲜明的南方特色。这在中国农书中是前所未有的。

陈旉在该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区的不同土地类型，由于地势和地形的差异，气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干旱。下地多肥饶，易以渰没。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陈旉《农书》介绍了高田、下地和薮泽三类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说来，高田治理方案的要点是建造陂塘和加宽坵垄，实际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没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环绕之”，实际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边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种蔬茹麦麻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滩薮泽有两种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种节大水过后湖滩抢种一季早熟的黄绿稻，即所谓“湖田”；二是在水面缚架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礼》“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阐发，谈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点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点。有关记述比较清楚，论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细述。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从江南地区的实际出发的，是江南地区农业经验的结晶。江南地区没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广阔的平原，这里山林较多，水面较大。《齐民要术》虽然也偶尔谈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体仍然是平野中的农田。但从《陈旉农书》看，这里有山地高田，有易于淹水的低地，有湖滩薮泽，而高田治理方案记述尤详；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江南的一个丘陵地区。由于缺乏广阔的平原，江南地区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能不向山区和水面扩展耕地。于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创造。缪启愉早就指出，围田和圩田起源于吴越时期的江南[14]。葑田也起源于南方，东晋郭璞的《江赋》云：“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应该就是对江南地区葑田的描述；它与《陈旉农书》把《周礼·地官·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吻合的[15]。其实，梯田的起源亦与江南有关，江南起码是其起源地之一。陈旉《农书》介绍的陂塘与高田结合的梯田模式，显然不是北方农法的移植，而是从当地农业经验的积累中发展起来的[16]。我国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于春秋时代，首先出现在南方地区。汉代有所谓“陂田”，即凭借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长时期内，陂塘主要用于灌溉比较低平的田[17]。应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陂田有悠久历史，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筑陂塘。如《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这里讲的就是陂田。又据《太平御览》卷935引《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驻扎在会稽山时，发现会稽山上有上下两处鱼池[18]。这种鱼池很可能是与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它当时没有用于灌溉，但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如人口增加，需要开垦山地），这种经验的推衍，山区的陂塘迟早也会用于灌溉，从而产生梯田的。江南的这种梯田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还难以确考，《陈旉农书》不过第一次记载了了这一事实而已。[19]

总之，《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是对中国传统土宜论的发展，而充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正是南方农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土脉论”与土壤改良

关于“土脉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也有两点，这就是万国鼎所称“两个杰出的对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土壤有多种，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适合作物生长”；二是“土壤可以经常保持新壮的基本原则”[20]。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原则都是建立在“土脉论”的基础上的，是对“土脉论”的发展。

在中国，“土脉论”思想始见于《国语·周语》，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议论中[21]提出了“土气”、“土脉”、“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气”指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指“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人们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是可以变化的、运动着的物质[22]。这种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深远，正是由于认识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变动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人们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干预使之向适合人类需要的方向转化。《吕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总结了调节土壤五对矛盾性状的“耕之大方”；《氾胜之书》“和土”的理论，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之上的，而《陈旉农书》的上述两原则，也是这种理念的发展。

《陈旉农书·粪田之宜篇》说：

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过，惑苗茂而实不坚，当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硗埆之土信瘠恶矣，然粪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这里指出土壤的肥瘠差异是由土壤“气脉”决定的，这种“气脉”，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陈旉认为，由于“气脉”的差异，形成土壤的不同类别，而治理也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这样，陈旉就把“土脉论”与“土宜论”结合起来了。从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陈旉引证了《周礼》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视其土之性类，以其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

陈旉对地力递减论提出批判：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壮”说。它是“土脉论”的合理延伸。试想，如果土壤性状不是可变的，如果人们不能影响这种变化，“地力常新壮”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它与从《周语》、《吕氏春秋》到氾胜之、王充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在于明确论述了“地力常新壮”的可能性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且在于这种论述清楚地体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我国传统农业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奥秘所在；对于今天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农业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环境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陈旉农书》以前的农书，论述较多的是耕作措施。《吕氏春秋·任地》纠正地性状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胜之书》“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谓“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王充改良土壤的办法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点仍在耕作。《齐民要术》主要通过耕作达到土壤的熟化；当时肥料比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种植绿肥或禾豆轮作。《陈旉农书》也采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轮作、冬闲田的不同耕作处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浆管理、开沟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点是施肥。《陈旉农书》中关于施肥的内容十分突出。万国鼎指出：

《陈旉农书》的篇幅，远小于《齐民要术》（总字数为《齐民要术》的九分之一），但是《陈旉农书》用于肥料问题上的字数，显然超过《齐民要术》，在《齐民要术》中，书前杂说有踏粪法，但不是贾氏原文；有《要术》本文中，若把引者古书的（主要是《氾胜之书》）除外，只有对于绿肥的强调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尔谈到施肥问题。但在《陈旉农书》中，不但写了粪田之宜篇专论肥料，其他各篇也颇有谈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谈到，往往是具体而细致的叙述。把这些叙述合并起来，不论字数或内容上都超过粪田之宜篇。它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到处显示出对肥料的重视（引者按，陈旉的“地力常新壮”说强调的也是施肥），对于它有不少新的创始和发展。[23]

《陈旉农书》在肥料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万国鼎先生论之已详，无须重复。我在这里补充几点：一，肥料的来源主要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如“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粪汁”，“涤器肥水”，“泔淀”等）或副产品（如“麻枯”等），体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一种物质循环利用和对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利用。二，肥料上的这些创新和发展，是从《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六百年间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首先是江南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六朝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对不足，需要提高单产；同时，人们一面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一面提高复种指数，发展多熟种植，同时，南方气候温暖，雨水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补充，这样，对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视施肥、千方百计开辟肥源，成为江南农法的一大特点。三，由于重视施肥，不但增加了产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们对种地可以增产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作为“土脉论”发展的“地力常新壮”等理论正是这种经验的结晶，是江南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产物。

“三才”中的“人”与经营管理

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除讲“天”和“地”以外，还包括“人”。这个“人”，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即如何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陈旉农书》中“治”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如“治田”、“治粪”“治苗”，并强调“治之各有宜”，这就是突显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在中国传统农书中，前者一般融入讲天时、地利、物宜等技术内容中，后者则往往有其独立的存在。例如，《吕氏春秋》所载先秦农家言四篇中的“上农”，主要就是讲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管理的。从《氾胜之书》起，《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书都包含了对私人农场经营管理的内容。由于中国传统经济史记述的“食货”系列[24]中只着重讲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或称“官经济”、“公经济”），上述农书的有关记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对“私经济”的管理及其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论著有意或无意地把“人”学排除在外，是不够妥当的；中国传统农学绝非“见物不见人”。

虽然《齐民要术》及以前的农书已经包含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内容，但《齐民要术》的有关记述是分散的，将有关经营管理的内容集中起来，以若干专篇予以系统的论述，在中国传统农书中，《陈旉农书》是第一次这样做。《陈旉农书》有关经营管理的专题，在卷上“十二宜”中占了6篇，可见其份量之重。这些讲述经营管理的专题是和讲述农业技术的专题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术和管理分开”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财力之宜篇”开篇，以“念虑之宜篇”结尾，这两篇都是讲经营管理的，尤其是“念虑之宜篇”，称得上是全卷的总纲，陈旉拿它来做“十二宜”的“压轴”。我们着重对这两篇作些分析。

“念虑之宜篇”强调农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精耕细作农业的特点所规定的。因为精耕细作不但是增加劳动力投入，而且是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去争取高产，农业生产与“天地”打交道，牵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计划地进行。春秋时代的郑子产就已经说过：“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25]农功要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太平经》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四民月令》被称为“地主的经营手册”，其中已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计划和安排。《齐民要术》没有专门谈生产计划的篇章，但书中处处体现了精细计算、统筹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种植商品菜的农田选择在靠近市场的“负郭良田”，菜田的布局要考虑灌溉、管理和运输的方便[27]；各种粮食作物安排在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全局的考虑[28]。

陈旉继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论，他说：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农事尤宜念虑者也。孟子曰：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于闲裕之时，因循废事，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料理辑治，则日成一日，岁成一岁，何为不充足备具也？……

这里讲的有两个要点：一是引证“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古训，指出农业生产要预先作计划。而且，这计划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陈旉在《财力之宜篇》中说：“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所谓“必”和“常”，就是陈旉对客观规律必然性和重复性的表述。二是从事农业生产要专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宋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产生了比前代更为复杂的关系，例如，既要根据天时地利，合理安排各类土地的生产项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块的间作复种，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念虑之宜”就不足为奇了。所以，《陈旉农书》对农业生产计划性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江南地区精耕细作农业获得长足发展的一种反映。

“念虑”和计划要贯彻到农业生产的一切环节，首先是合理确定经营规模。“财力之宜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提出的原则是“量力而为，财力相称”。陈旉说：

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以致终无成遂也。传曰：少则得，多则惑。况稼穑在艰难之尤者，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傥或财不赡、力不给，而务多贪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未见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徒徼一时之幸哉。

谚有之曰：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岂不信哉！……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以精耕细作求高产主张，突出表现就是战国初年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从那时起，它成为中国传统农学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在引述了《氾胜之书》以后说：“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陈旉农书》的“量力而为，财力相称”论与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里，可注意的有两点：一，《齐民要术》提法比较笼统；卷首《杂说》也只是提到“量力”。《陈旉农书》则进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给”，即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劳动力能够耕作过来；又要“财足以赡”，即具有进行必要的农业投入的财力（如果是地主，则还必须具备足以支付雇工工钱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产资料的财力）。可见，《陈旉农书》对于确定农场耕作规模的条件的考虑更加周全了。二，《齐民要术》对“多恶不如少善”只是简单的引用农谚（“顷不比亩善”），基本上没有展开论证，《陈旉农书》则以专篇进行认真的论证。而且这种论证并非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如引证反映农民经验的谚语：“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而是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指出只有财力相称，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实这也是农业生产计划性的一种体现。

“念虑”与计划精神也贯彻在经营管理的其他环节。例如，“居处之宜篇”讲不同住所与农田的安排，“节用之宜篇”讲通过节约加强储备，以防遇到灾害和突然事故时陷于“仓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讲事先准备好需要使用的各种工具和设施。即使属于农业生产的具体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势之宜篇”讲的土地利用规划，“耕耨之宜篇”讲的各种土地秋收后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种之宜篇”讲各种作物种植顺序的合理安排，“粪田之宜篇”讲用地养地结合和对农业生产生活中各种废弃物质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讲如何巧妙安排各块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无不体现了在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基础上对农业生产各种因素统筹安排的精神。

《陈旉农书》在一定意义上是江南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经验的结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农法的一些特点。在很长时期内，江南农法是南方农法的先进典型和代表。江南农法是在唐宋以后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以江南农法为代表的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与早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形成的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相比，农学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技术原理原则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点。过去研究者着眼于两地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的差异，突显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北方旱地以“耕—耙—耢”（或“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特点。但这并没有包括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全部特点，也没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点。在水田耕作栽培技术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视施肥是与水田耕作同样重要的技术环节。《陈旉农书》着重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南方农法主要特点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过间作和复种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尽量不让耕地闲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创造出各种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一特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而且，正如《陈旉农书》有关记述所表明的，这种方式把“地利”与“天时”、“物宜”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界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方农业的许多技术，如育秧移栽、积肥养地，水旱轮作和水田的各种耕作技术，培育适合复种和各类土地的品种等，都是与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方农业另一重要特点——对农副产品多层次利用和循环利用，这一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反映，虽然还不大充分。对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彼此的结合，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对农业生态系统内各种资源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利用的生态农业的雏形，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区出现的。经济的进步，说到底是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对农业资源利用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既体现了地区的特点，也反映了传统农法时代性的进步。这一特点和进步，在《陈旉农书》中已经开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注释

[1]“农法”是借用日本学者使用的概念，相当于中国学者说的“农业技术体系”或广义的“耕作制度”；它比较简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也撰写了《陈旉农书的研究》（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出版，1993年）。

[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七章。

[4]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节。

[5]《齐民要术》引述《淮南子·主术训》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这里的所谓“势”，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势”，人们不能“逆”，只能“因”。“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属于道家的体系。从这点看，贾思勰和陈旉一样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6]“三才”理论不但是陈旉农学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写作农书的根本依据。陈旉说他的《农书》有助于“圣君贤相”完成“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务（《序》），说明他是以“三才”理论的大框架为历代重农政策及其农书的使命定位的。

[7]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关部分。

[8]例如后汉皇帝的诏书中屡有“务顺时气”、“勉顺时气”、“宜顺时气”等语，见《后汉书》明帝、章帝等“本纪”。

[9]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1994，B24（9）；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关于唐宋气候，竺可桢认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后进入寒冷期。有些学者认为中唐已出现寒冷气候。张丕远等人经过研究，维持竺氏唐代为温暖期的结论，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后进入寒冷期的观点。

[10]南宋晚年黄震在江西抚州劝民种麦时说：“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黄氏日钞》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可作陈旉所说“相继以生成”的注脚。

[11]万国鼎在《陈旉农书校注》中说：“‘相资’，有互相资助的意思。‘相资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后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这一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还可以作一些补充，“相资以利用”还包括间作的经验在内。

[1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

[1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中的“《齐民要术》中的土宜论和土地利用原则”。

[14]缪启愉：《大湖地区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参阅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参阅李惠林：中国农业浮田的起源和历史，农史研究第8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页。

[16]黄土高原后来也有梯田，但这种梯田往往是“天水田”，与南方陂塘与山田相结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后汉书》卷53《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认为这条材料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雏形。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但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冈畔”犹言“山麓”，“下有陂田”，这种陂田应该在山脚下，何以断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原文是：“越王陂塘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上，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强。”

[19]我国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区东汉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养鱼、种植水生植物，与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与水体綜合利用的经验。江南地区以“饭稻羹鱼”著称，有利用陂塘灌溉和养鱼的传统。《陈旉农书》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规划，却没有陂塘养鱼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陈旉生活的地区没有利用陂塘养鱼，一是虽有陂塘养鱼的事实而陈旉没有加以记载。如果是后者（可能性较大），则为《陈旉农书》不足之处。不过，《陈旉农书》规划在陂塘的堤岸种桑系牛，也是一种立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后世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依稀有某种相通之处。

[20]万国鼎：《陈旉农书评介》，载《陈旉农书校注》。

[21]《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

[2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节中的“土脉论”部分。

[23]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第12—13页。

[24]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25]《左传》襄公25年。

[26]《太平经合校》第415页，中华书局，1960年。

农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6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related special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ake a discussion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occupation education.

关键词：能力导向；人才培养模式；三农情怀

Key words： ability-oriented；talent training mode；feelings of the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23-02

0 引言

自2004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中国传统农业也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认知从“体力型”转向“知识型”，拥有农业技能的人才无疑是转型发展之必须。但是由于社会上涉农工作岗位单一，高校涉农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农业岗位后需要不断深入基层，不仅工作辛苦，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多数学生都不愿意报考涉农专业，高校招生时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并且考生及家长对农业和农业院校认可度低，农村与城镇生源人数差距很大。除此以外，我国部分高校在涉农专业教育方面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考核和学历，轻技能应用”的问题。如何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农业高职院校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当前高职学院涉农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的确定、综合素质的培养、产学结合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1.1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我国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农林教育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地位。”要培养“面向农林业生产一线以及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深化面向基层的农林教育改革，培养数以万计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懂经营、善管理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因此，培养更多的熟悉并热爱三农、具有服务“三农”意识的大学生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等农林教育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属职业教育范畴，它除了培养学生必须具有服务“三农”的职业意识外，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激发学生对涉农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基于兴趣导向去自主学习农业专业技术，并对农业行业和自身的未来就业拥有信心和高昂的热情。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需要高校开设农业专业课程，通过专业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在国内关于此课题暂时没有相关学术作品，根据国内文献检索，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情感教育，仅有《大学生村官情感教育问题探讨》（姚琳2009）一文，文章提出大学生村官要树立起尊重农民、热爱农村、关心农业的基本感情。但是国内学者对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吉林农业大学郭为民、王成章的《农业高等院校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培养》、北京大学张秋山的《农村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向调研分析》、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李文涛的《论大学生基层意识的培养》等，分别研究了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及大学生基层培养意识的障碍问题等。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关于涉农专业大学生提高服务“三农”的意识问题研究较多，在关于如何培养涉农专业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方面研究较少，亟待完善。

1.2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此类研究甚少，但是关于对大学生职业指导、职业理想、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我国可以采纳借鉴。在西方，职业生涯理论是慢慢形成的，期间与职业辅导的关系密不可分。美国是最早开展大学生职业辅导的国家，早在19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帕森斯教授就创办了职业咨询所，对每个入学的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能力，从而确定专业和职业定向，便于在毕业前期确定择业目标。而在日常的学习中由于学生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定向，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需要的某些能力，学会掌握职业发展策略，形成毕业辅导与日常规划相结合，注重知识、注重能力。

2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2.1 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现代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农业机器的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使投入农业的能源显著增加。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的有效途径。

2.2 现代农业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我国虽然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现代农业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缓慢，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培养一批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现代农业人才至关重要。

3 基于能力导向的理实一体化涉农人才教育思路

发挥大学生的专业优势、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服务“三农”，从职业情感教育层面培养大学生到农村和农业战线工作，具备服务“三农”的热情、能力和素质，对大学生服务三农的热情和素质培养，提出“一课程、一活动、一讲座” 的理实一体化农科人才教育体系（见图1）。

3.1 理论教育模块――通过理论讲学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 改变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段式的学科教育为模块式能力体系教育；由注重专业教育向注重素质教育转变；由专业教育“一元化”向辅修制、双证制的“二元化”转变；由以教师为主的单主体向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转变。要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理念，就应该在课程体系上进行优化设计，合理划分涉农专业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时比例，必修课程，2个学分（1+1）。理论教育模块（含农科专业课程和围绕专业举行的三农讲座）占1个学分。

该模块主要针对全校所有专业学生设立，主要任务和整体目标是使学生学会查阅资料，了解当前“三农”问题以及国外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培养全校各专业学生“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情感。树立求真务实，特色鲜明，立足专业，服务三农的志向。

3.2 实践教育模块――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技能 实践融入模块（学校统一按生源地组织学生走进农村、了解家乡的调研活动）占1个学分。

本模块以家乡三农发展为立足点，了解家乡农村环境，农业发展现状，培养“热爱家乡，情系三农”的情怀，树立当代农业发展观。

实践教育模块主要通过由学院组织的“走进农村，了解家乡”大学生调研活动，进一步提升对家乡新农村建设、产业状况、农产品的供销产业链、家乡农产品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如当前许多农业学院的特种动物养殖技术专业确立了“建立专业基础公共平台，实践教学实行分流，按模块嵌入主要生产环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5+1的教学法模式”。中草药栽培技术等相关专业形成了3+2+1的教学模式、双循环渐进式实践教学模式、多元启动的二主二辅产学研结合教学模式与丰富多彩全园素质教育模式。农科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行了“融合式理论教学与开放式能力培养相结合的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培养模式。

3.3 文化养成模块――重点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 通过“三农”宣传阵地、社团、志愿服务等形式，加强“三农”情景教育，深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形成具有三农氛围的校园文化；各社团组织一定数量的走进三农、服务三农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以三农为载体的志愿者活动，培养“三农情怀”。①加强微博、空间等网络媒体和纸媒等三农情怀宣传阵地建设，宣传三农政策、农业创业典型事迹等。②通过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了解农村，加深对农民的感情，培养农村认同感。③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农村农业农民题材选用，以文艺形式，挖掘三农的魅力，增强三农吸引力。④通过主题论坛、演讲、征文等，农业创业、农村工作典型事迹宣讲、认知交流。⑤通过三农主题社团建设，开展三农特色活动，培养自主能力，培养从事农村工作、农业创业的学生骨干。⑥通过大学生科技创新、新苗人才计划，引导学生思考三农问题，认识和探索发展规律，通过农业创业实践，挖掘、孵化农业创业项目，培养骨干。

3.4 以校、地合作为纽带，实现产学结合 加大力度开展院校和地方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院校的人才、信息和科技等优势，指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地方实习和学习，如此不仅能够为地方科技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也能够发现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高校树立新的研究课题，推动院校的科研与创新。

比如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立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先后与吉林省的九台市、双辽县、郊河市、长春市双阳区等十多个县、市、区、镇建立了院地合作项目对接，充分发挥学院教育培训、科研开发与推广等优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吉林省政府校企合作优秀奖和吉林省人才优质项目二等奖。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涉农专业调整成为了当务之急。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专业调整与专业内涵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在涉农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专业建设的思路与方向，依托学校现有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专业作用，立足涉农产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方案和方法，彰显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性优秀人才，较好地满足就业市场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学梅。福建省农业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05）.

农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7

（一）突出学生的主题学习地位。

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对象，学生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作出反馈，且该种反馈会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但是，由于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教学活动过程，教师会把放在一边，不去考虑他们的自主观念、学习兴趣、思考习惯及接受能力等，而是将学生当成知识装载容器，不断地向其灌输各种知识，学生虽然可以获得一堆知识，但是并未因此而得到能力、素质的提升，该种灌输方式属于一种“假高效”。所以，在构建高效课堂过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鼓励他们主动地参与教学各环节，看展探究式活动、教学等，以发挥学生的潜能及主观能动性。

（二）更新教师思想观念。

教师要不断地更细自己的教学观念，并用各种先进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来武装自己，以引导课堂教学及支撑课改，并让教师通过实践与创新、反思与重建、学习与思考来构建教学观念与自己教学行为之间的联系，自觉地将高效课堂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另外，要想更好地构建高效课堂，就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让教师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知道者和引导者，而不是灌输者，教师还应彻底摒弃“灌输式的教学、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式。

（三）拓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教学下，课堂教学较为单一，通常将静止的课本作为课程，教师只盯着课本、教材，逐字逐句地讲解与分析，不涉及其他，致使课堂教学枯燥无味，这样既背离了学生的需求，也弱化了学生学习农学的兴趣，收效甚微，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新课程明确规定“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及综合素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可以照本宣科，应该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发展、学生实际及社会发展，适时、适度、有效的进行课堂拓展。

（四）使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做好发展创新工作：教师应依托教材，使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引导、激发学生进行创新、发现，永远给予学生新的刺激，不断激活学生的大脑，开启他们的思维之门；不断拓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做到举一反三，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2.结合实例讨论、讲解：课堂教学通常枯燥乏味，应结合针对性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并快速接受所学新知识；另外教师还应结合具体实例让学生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及看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3.借助多媒体手段：多媒体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可以生动地显示教学内容，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使得枯燥乏味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给传统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认知作用，培养其主动探索的能力及精神；多媒体技术可以将形、声、景、情集于一体，具有现场效应、近距效应、声形并茂等优点，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其主体作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评价、讨论、交流等活动，督促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能力。

（五）重视课后的反思。

教育学家曾经说过“教师的成长是经验加课后反思”。者说明课后反思非常重要，因此在每节课结束后，教师都应反思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完成情况、教学目标实现情况及学生的学习结果等教学活动，通过课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教师可以及时地对课堂教学的不足及经验进行总结，并以此来调节下节课的教学活动。通过一次次的反思，教师会获得更多的收获就进步，长期下去，教师的教学水平会获得极大地提升，进而为构建高效课堂提供了较好的动力支撑。

二、结语

农学论文 篇8

一、相关研究著作中记述的刊物情况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期刊，已有许多论著进行研究，其中关于中山大学粤北时期办刊情况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几部有关中山大学校史的著作中。梁山、李坚和张克谟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将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的刊物集中进行列举：“这个时期学校出版的刊物……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中等教育》《中师季刊》《教育研究》《文科研究所集刊》《民俗》《Sunyatsenia》《中山学报》专刊等十余种。”［1］黄义祥编著的《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也有类似的记述：“这时期学校复办和创办的刊物计有：《中山学报》《大同》《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民俗》《文科研究所集刊》《教育研究》《中师季刊》《中等教育》《自然科学》《天文台》《地理集刊》《地质集刊》《农声》《病理学》《Sunyatsenia》等。”［2］394吴定宇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则按院系梳理了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主办的刊物，主要有《民俗》《教育研究》《文学院专刊》《现代史学》《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农艺通讯》《Sunyatsenia》《中等教育》《中师》《中山学报》等［3］。吕雅璐主编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山大学》记载，这一时期“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大仍办了十余种学术刊物”，主要有《中山学报》《民俗》《农声》《Sunyatsenia》《湘蚕》《经济科学》《社会学报》《社会研究》《中等教育》《中师季刊》《地质集刊》《特刊》《临时报告》《古生物志》《地质专刊》《现代史学》《文学院专刊》等［4］。其他论著亦有回忆、探讨某一种或几种刊物的出版情况的，亦有在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提及其曾办过何种刊物的，但大都不出这四部著作列举的范围。为方便直观地表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所述科技期刊的异同，特制作表1如下。从表1可以看出，上述四部校史著作中提到的科技期刊共计14种，其中仅有3种是完全重合的。通过比较，梁著和黄著中提到的刊物完全一致，吴著和吕著中提到的刊物则大致相同（只是吴著多了《农艺通讯》，吕著多了《农声》《湘蚕》），但前两者与后两者的不同之处却较多，这就需要我们来进行考证、辨析。

二、相关科技期刊出版情况的考证

通过搜集相关科技期刊的实物、查阅相关人物著述、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上述14种刊物的出版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一）粤北时期创办或复办的期刊

1.《中山学报》，1941年11月在坪石创刊，由中山大学各学院暨研究院轮流主编，见图1。该刊是中山大学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主旨在传播专门知识，阐扬高深理论，便利员生发表，发挥本校精神。”［5］原本计划一年出版8期，实际上不定期出版。目前所见共两卷：第一卷8期，其中第二期由农学院编辑，第五期由医学院编辑，第六期由理学院编辑，第七期由工学院编辑，第八期由研究院编辑（从本期始实行文理科论文混编）；第二卷4期（缺第四期），编辑者统一改署为国立中山大学。1944年6月第二卷第五期后未见再有出版。2.《地质集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地质集刊》，1943年7月1日在坪石创刊，由陈国达主持编辑，两广地质调查所印行，见图2。自1942年8月起，两广地质调查所派出五组人员分赴粤北各地进行地质调查，陈国达在《地质集刊》创刊号的序言中说：“本期集刊所收入报告，仅为曲江及连县两组之工作结果。”［6］创刊号的主要内容为粤北连县、曲江、乳源及乐昌等地的地质、矿产调查报告。该刊在抗战时期仅出版一期，第二号则于1949年10月在广州编辑出版。3.《Sunyatsenia》，中文刊名《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1930年6月于广州创刊，由陈焕镛主编。该刊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简称“中山专刊”。“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刊载国内外各种农林植物学实验研究之报告”［7］49，“是中国国内第一份出版纯植物学的英文版学报”［8］，且“该项专刊对于学术上之价值堪与国际权威植物学杂志比美”［7］108。1941年9月第六卷第二号出版后停刊，直到1946年才复刊。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失陷后陈焕镛避难逃至香港，这一时期《Sunyatsenia》的出版地在香港九龙而不在粤北地区。4.《农声》，1923年由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学生会总干事张农创办，后成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刊，出版至第二二〇期（1938年9月）后停刊。1940年1月在云南澄江复刊，1940年10月第二二二期迁至韶关坪石出版，见图3。该刊“以灌输农林业知识、发展农林业为宗旨”［9］。第二三一期（1944年2月）出版后再次停刊。1949年1月在广州石牌复刊，出版一期后终刊。图3　《农声》第二二二期5.《地理集刊》，1937年6月创刊，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学系编辑，见图4。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孙宕越在《发刊词》中称：“本校地理系，既为华南研究地理之唯一机关，将来华南各省新地志之完成，当然属于份内事。最近如甘竹炸滩，黄埔辟埠，海南开发诸设施，同人等应以所知尽量贡献，俾当局有所资采。此本刊之主旨也。”［10］中山大学迁粤北后，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吴尚时多次率领学生对乐昌附近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写成《乐昌盆地地理纲要》一文，发表在《地理集刊》第七期上。目前笔者所见的最晚一期为第十二期，残本虽未标明出版时间，但根据其刊载文章内容及“本系（地理学系）主任吴尚时率领三四年级学生，于六月十八日步行至连县考察，历时旬许始返校”［11］的消息报道来看，该期的出版时间当在1943年下半年。6.《特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特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记载，抗战以来，两广地质调查所已出版的刊物有《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第十九号，当时在印刷中的有《特刊》第十八号［7］75。其中《特刊》第十六号、第十七号在云南澄江出版，第十八号最终没能面世，所以粤北时期出版的仅有《特刊》第十九号。7.《临时报告》，全称《两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粤北时期共出版4期：第三十号《乐昌西瓜地铁矿》、第三十一号《南雄之氟石矿》、第三十二号《乳源梅花街锑矿》和第三十三号《乐昌九峰地质矿产》［7］75。

（二）粤北时期未办、停办或存疑的期刊

1.《天文台》，全称《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1930年2月于广州创刊。该刊主要内容为广州地区天气状况的观测记录与天文界的消息，“自第一卷至第七卷，每两月一次，七年无间。”［7］741937年2月第七卷第六期出版后停刊，共出版42期。2.《自然科学》，1928年3月于广州创刊，1937年6月出版到第七卷第四期后停刊。在粤北曾计划复刊，并在《中山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第五期刊登广告，但未见出版，直至1948年3月才于广州复刊第一卷第一期［12］。3.《病理学》，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医科研究所）现正编辑一不定期之《病理学专刊》，登载本所员生各种研究结果，不日付梓。”［7］49至于其是否如期出版，笔者手眼所限，目前尚未查阅到该刊任一期次；中山大学当时的各种刊物素有互相登载广告的传统，也尚未发现其踪影；相关领域的研究论著中也未找到任何能佐证其已经出版的材料。4.《古生物志》与《地质专刊》，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所载，两广地质调查所曾计划“恢复《古生物志》及增创《地质专刊》等项”［7］75。然在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地质集刊》第二号的封底刊有《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其中对《古生物志》的介绍仍为“已出第一卷第一二两册”［13］。另据杨超群的《两广地质调查所简史》统计：“从1927年两广所成立到1952年广州分所撤消，该所取得了大量成果：出版的刊物有年报5卷共8册，古生物志1卷，特刊18种，集刊2期，汇刊1期和临时报告4种等6大类。”［14］根据这个统计来看，计划中的《古生物志》应是没有恢复。而计划“增创”的《地质专刊》则到1949年才进行编辑，《地质集刊》第二号封底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刊物》可为证明：“地质专刊……分甲乙丙三种，分别专载地质矿产及矿业专题研究报告，每一种第一号在编辑中。”［13］

（三）其他刊物

1.《农艺通讯》，应为《农艺研究会通讯》。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研究会出版［2］374，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据《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其“曾刊载丁颖教授的《纯粹科学的农学观》和《广东稻之种性问题》”［15］47。虽然它也会刊载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但根据其本为交通信息的办刊目的来看，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科技期刊。2.《湘蚕》，具体出版了多少期不详。《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记载：“农学院与湖南省建设厅合办的湖南蚕丝改良场还主编刊行了《湘蚕》杂志。”［15］47据此，该刊应是农学院与湖南蚕丝改良场合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