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3（通用9篇）》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篇1

摘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开国初期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不可模仿性。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篇2

以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为标志，农村基层民主质量将大大提升。

“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等，一并列入农村六大制度建设，是对十七大关于基层民主建设新要求的贯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农村的具体化。”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近日兴奋地说，此时，他手里拿着新华社10月19日受权发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并将基层民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列在一起，使之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方面，还在新修正的党章中增写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内容。均是希望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依法保障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基层民主制度中涉及人口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的阐述。这表明在改革开放30年制度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将更加重视民主质量的提升。

制度设计全面升级

决定在总结30年来推进基层民主的经验后，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更加完整、系统、全面的设计和阐述。一个指向更加清晰、要求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中，“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被明确列为当前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重点。

“抓住了这四句话，就基本上把握住了农村基层民主的方向和重点，也回应了各界对改革方向的某些猜测”，长期研究、从事基层民主工作的詹成付如此说。

比如“扩大有序参与”，涉及到“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等内容。

“推进信息公开”涉及村一级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和乡镇政务公开等内容，也体现了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对接。

“健全议事协商”涉及“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等关键性改革内容，有望将农民的民主协商层面提至乡镇一级，依法保障农民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强化权力监督”涉及深入开展“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等内容。

除此以外，决定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阐述，还包含着一些保障制度健康发展的制度设计。

像“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在形成乡村两级民主互动的崭新局面。

又如“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侧重于应对新形势下农村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扩大村民自治范围的重要内容。

为确保基层民主在规范的轨道中发展，决定特别提到了“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强化涉农执法监督和司法保护。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实现民主与法制的配合与呼应。

为保证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拥有良好的物质保障，决定还指出了“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基层财力，逐步解决一些行政村运转困难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债务。”等内容，减小农村民主管理在现实中的运行阻力。

“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方向，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詹成付解读道。

突出“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2007年11月，在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东傅宅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杨祥云和黄兴荣分别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和委员。

然而在此之前，经村民举报、公安部门取证查实，二人为竞选村委会主任，从5月份开始，以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价格向选民拉票，共花费9万余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稠城街道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当即宣布二人当选无效，组织另行选举。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给予二人9天和6天的行政拘留处罚。

在决策层看来，基层民主还大有完善的余地。诸如此类的贿选等现象，仅仅是农村民主选举中的一个比较“扎眼”的问题。除此之外，村民民主决策程序不规范，民主管理形式化，民主监督不到位，也是困扰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难点。詹成付司长概述了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在民主选举中的违法和侵权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有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委会候选人不是由村民依法推选和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有的农村不按法定程序进行选举，不公开计票，不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有的村到届不按时改选，原班子不选举就连任；有的村换届选举后，老班子不交工作、不交账，新班子履行不了职责。还有的地方以“停职”、“诫勉”、“离岗教育”等名目，变相用行政手段撤换村委会干部。这些做法都程度不同地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利。

其二，在民主决策中存在着用间接民主代替直接民主的倾向。比如，有的农村地区以村民会议召开难为由，长期不召开村民会议，法律规定须由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未经村民会议授权就由村民代表会议作决定。有些村民代表开会前没有同村民沟通，会上发表的只是个人意见。有的农村村民代表会议不但行使村务的代议权和决策权，而且还行使人事罢免权，违背了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宗旨。还有些村庄在决策重大村务时，既不召开村民会议，也不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而是由党组织或村委会，甚至党组织领导人个人说了算，把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干部自治，村民群众很有意见。

其三，在民主管理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比如，有的农村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不是由干部群众一起讨论制定，而是由少数村干部制定，约束村民的多，而约束村干部的少。有的村村务公开内容不真实、公开的形式随意性很大，流于形式。有些农村村务管理混乱，财务既不让村民参与管理，也不向村民公布情况。这些做法使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了信任，也直接影响了村务管理的民主化程度。

其四，在民主监督中存在薄弱环节。比如，有的农村村委会只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但不组织或不许对村委会成员进行评议。有的村委会既不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也不接受村民或村民代表评议，使得村委会得不到有效监督。有的农村实行村财乡(镇)管，使村民失去了管理和监督村财的权利。有的地方把村委会成员享受误工补贴标准的决定权，集中到乡镇党委、政府，削弱了村级民主监督的权利。

詹成付说，虽然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已经走过了30年的制度探索和经验积累过程，但是民主的实践仍然不足，这是以上这些问题的主要成因。

民主的氛围、习惯和能力不是一天养成的。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基层民主可谓培育人民民主()能力的大学校。从1998年至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仅仅10年时间，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只进行了3届，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养成，基层干部的民主素质和对基层民主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成长。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如何保障农民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主权利；面对乡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增多，如何改进农村民主管理方式，合理提高老人和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中的比例，进而增强基层民主参与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随着农村社会利益和阶层分化，如何使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等新兴的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村内事务的协商、决策和管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回到实践中加以解决。那些认为基层民主问题太多，主张放弃民主的激进观点，以及对现实问题采取放任、回避态度的‘懒汉做法’，都是不负责任和不可取的”，詹成付说，“这就是为什么决定不惜‘文字成本’，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词后面全部加上‘实践’二字的原因。其目的就是在于强调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事实上，各地的基层民主实践也正在不断推进。比如今年，山西省纪委、组织部、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肃选举纪律、保障村委会换届选举秩序，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提出了“六个做到、六个不准”的要求，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等行为“有报必查”、“露头就打”。此前，浙江省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红头文件，并严肃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以警后人。

村民自治更加开放

决定关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内容，对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政策的指向十分明确，希望以此推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比如“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这一方面指明了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村委会主任的做法作出了正面规制。另一方面，也对民主选举作出了“公正”和“有序”的基本要求。

“村委会选举是中国唯一采取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提名、选举和罢免的直接选举，因此绝不能是无序的。‘有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选举程序；二是要符合社会秩序。那些在选举前滥发小广告、抹黑竞争对手、殴伤其他候选人等方式，就不符合‘社会秩序’”，詹成付表示。

在民主决策实践方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民主决策的传统形式，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民主决策形式不断涌现。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将村民“民主恳谈”作为村级民主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村民的平等对话、研究讨论、民主协商，广泛汲取村民意见建议，由此实现村民对村内重要事务决策的广泛参与。

“‘村民议事’是一个新的概念。这表明了高层对农民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协商会等临时性的、较为松散的民主决策形式的尊重和认可，将这些形式吸纳入制度范围，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决策的执行力”，詹成付说。

从“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的要求看，与政府管理相区别，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以自我管理为特点。在传统意义上，村民的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定村规民约方面。但是，随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诸如“蔬菜协会”、“手工艺协会”、“旅游协会”、“老年协会”、“禁赌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对村民各方面行为产生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则点出了村民民主监督的重点和难点。

2008年，我国仅中央支农资金就超过了5000亿元，随着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力度的不断增强，农村基层财务监督的重要性较之以往进一步提升。以新农合、大病救助、义务教育、救灾、低保、各类农业补贴为代表的各类转移支付项目的“进村入户”，小水电、沼气改造等清洁能源建设的账目，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经营状况等，都呼唤着“财务监督”力度的加强。

“这对于搞好干群关系、提高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作用”，詹成付指出，“将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列为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在现实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协商民主扩展至乡镇一级事务参与

“健全议事协商”是决定关于农村协商民主的一个新的提法，其中包含着广阔的制度空间。权威人士认为，通过“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在基层民主中的政治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民主协商层级有望提升至乡镇一级，这将大大提高农村议事协商的含金量。

根据此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农民对乡镇一级事务的协商、参与范围将被大大扩展。

“比如乡镇政府的办公会议、乡镇人大会议让普通农民旁听、评论；乡镇的预算对农民公开、听取农民意见；农民评议乡镇公务员的政绩；甚至原来由乡镇政府就能拍板的某些政策，也要在全乡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形式都可以探索”，詹成付说，“这就在乡镇人大制度之外，又开辟出一条基层农民的诉求表达渠道”。

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制度精神在现实中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将使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产生两大变化。

一是，乡镇政府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基层的“协商压力”和“监督压力”，促动乡镇政府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将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表达、各方利益更加均衡地体现在政府决策之中，使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农村的议事协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不乏思考和争论。但是这一提法正式写入党的文献，这还是第一次，体现了扩大协商民主、落实农民民主权利的改革方向”，詹成付说，“当然，这一新机制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形式，仍然要靠各地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篇3

上述三种类型都表明，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解，民主文化是在公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民主制度，是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态度。（5）

他们把“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称为一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不易接受和掌握的。

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像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公民仅仅在理性层面上认识民主只会带来民主的运动，但是要真正建立和健康地运作民主，还要将民主转化为公民内在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化。这是一个民主价值不断内化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仅靠理性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够的，社会一般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它主要靠由民主制度提供和保障的民主生活方式的长期熏染和浸润。

民主制度就是公民以独立的人格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

它将公民参与合法化、组织化、规范化，为其提供制度的架构。

通过政治参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的要求时，升华自己的公民道德。民主行为的制度化，逐渐使公民形成民主的习惯，学会如何和平合法地表达和竞取自己的利益，尊重他人的欲求，同时学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在民主的竞争中，公民逐渐习惯以理性的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掌握讨价还价和处理复杂关系的技巧。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民主制度的存续期间，会出现自然的代际更替。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自然更倾向于民主。前述德、日、印三个国家公民文化的成熟都是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在民主制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了政治舞台。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不是陌生的，而是自然的和正常的。前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勉强维持的民主一旦传递给后代，就能够巩固下来。

3.非国家形态与非政治形态民主的公民教育功能

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学者都非常强调家庭和学校的公民教育功能。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学校（包括幼心园）中的'民主生活、个性自由发展的氛围等，都成为培养理想公民的摇篮。中国古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或家族结构是君主制度的根脉所系，所以要培养出合格的臣民，需要培养出合格的孝子。在家尽孝者，在国就会成为忠臣。甚至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统治者直接以“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官员。

可以说，中国古人在从“孝”道入手培养适应父家长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威主义人格方面是成功的。在当代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应该从改变家庭和学校的结构并改善其教育方式入手。

不过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是介于家庭学校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广大领域，包括人们常提到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即公民各类自主性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基层或地方自治机构。在这里，可以存在两种类型的民主：一类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一类是非政治形态的民主。这两类民主对公民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的精髓是公民的自治。但现代国家规模都比较庞大，公民们不会突然在某一天就能够具备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他们首先需要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组织和初级的政府机构中学会自治，然后才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先在小规模的自治团体中形成平等一员的感觉，然后将这种感觉投射到更大规模的团体以至国家上；他们在非国家的或准国家的团体或机构中养成的自尊，当他们面对国家时也要着意维护和表现出来。所以，参与地方自治和各种自主性社团，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公民的normalschool（标准的学校）。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篇4

在那些后发型民主国家，由于民主文化的土壤瘠薄，民主资源先天匮乏，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不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在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强大影响和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首先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公民意识。他们受到急于现代化的心理的驱动，以及民主化潮流的裹挟，领导和影响他们的国家在民主文化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经过循序渐进的若干阶段，就直接建立起完整形态的民主制度。这样就会出现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超前于公民参与的愿望和能力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关系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果这种民主制度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借助于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教育功能，公民意识得到滋养而不断发育成熟。

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适应，最终形成民主的习惯。到这时，民主就由外塑的转变成内生的；由人为的变成自然的；由外在的权力建制内化为公民的气质性格。至此，公民文化便发育成熟，而民主制度也真正确立了根基。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等国家的管制下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初建时，一般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并不高。195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0%的人认为民主是德国最好的政体。当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时，45%的人选择19前的帝国，42%的人选择第三帝国，7%的人选择魏玛共和国，只有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

直到1972年，支持民主的人才达到90%.“对民主的支持以及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感和公民能力的缓慢发展，足足用了20多年的时光”。

而情况相似的日本比德国还要慢一些。（2）?印度也符合这个模式。建国初期，印度的选民被认为教育水平低下、不开化、地方狭隘性、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由于通迅的落后和种姓制度而四分五裂。

他们依附或追随有权势、有教养和有较好社会联系的人，而不是自主的行为者。但经过30年民主制度的教育后，印度的选民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对1967年选举的研究表明，选民已经成熟了。他们了解广泛的事务并有自己的观点；对政府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要求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3）

民主在较低的支持率下运行，在多数公民不认同民主价值或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在其存续期间，民主的文化终于会形成。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篇5

在西方，原生型的民主一般都是自下而上逐级构建的。

英国被认为是公民文化的发祥地，它的公民文化就起源于公民的自治经历。阿尔蒙德引证布罗根的研究说：“英国前民主时代的政府控制从来没有发展得那样完全、那样彻底地排除首创精神”。

“即使在英国人作为‘臣民’的世纪里，那里也存在着广泛的自治权，人们有组织社团和实行有限自治的自由”。（6）这使英国在臣民文化的总的氛围中，存留和成长着参与型公民文化因素。这些涓涓细流不断汇聚壮大最终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取向。英国民主文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育成长，不可逆转，就在于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深深植根于强大的民间社会。

美国民主以“草根民主”著称，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建构。它由最初新英格兰地区作为自治团体的移民点的民主逐级向上推移，经由乡镇、县、州，最后到联邦政府。权力重心自下而上推移，上一级享受的是下一级的剩余权力，也是下一级委托的权力，而上一级政府建制则复制了下一级的民主制度。宪法作为自治团体的基本规章，最初也起源于自治团体的公约。各州宪法是最初移民团体粗糙简易的公约（如“五月花号公约”）的复制，而联邦宪法又复制了各州的宪法。

联邦一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都是公民们在更小的政治共同体内熟悉和习惯了的。与英美相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对培育民主文化有极为不利的一面。它的一端是个人和家庭，另一端是邦国和天下，在家与国之间缺失一个重大环节，即西方那种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更不存在基层政权的民主生活。而这是民主的根基所在，是培育民主文化的基质或温床。

R.希森在分析印度民主化的文化基础时指出，印度的民主在独立前就植下了根基，其中之一是“团体生活发展的模式”，另一个是“解决冲突的模式”。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发达而有序的民间组织体系在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而达成合作的过程中，宽容、妥协的价值被接受。这使政治更像“政治市场”而不是“强制性经济”。

（7）而民主政治就是和平竞取权力的市场。公民们在和平竞争中养成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学会讨价还价和习惯于达成妥协，并在不断的妥协中培育出宽容精神。

所以，要建立民主制度，就要先培发达的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文化。

要先开放基层政权，使公民在基层政权中学会自治。这对于公民没有参与习惯，以消极懦弱为主要倾向的国家尤其重要。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权威主义极端发展，彻底铲除了社会任何自治组织，封闭了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任何渠道，甚至残酷地打击公民参与热情，从而使公民文化的形成极其困难。

而过分的封闭压制有时又反弹出过激的参与要求，过激的参与要求与公民素质（包括精英集团）的低下形成强烈反差，结果使向民主的过渡充满着动荡，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民主的巩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些国家，面临着“不民主，百姓苦；民主，百姓苦”的二难窘境。

4.解开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政治制度环扣的死锁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陷入了一种僵局，我将其称为“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制度环扣的死锁”。人们认为，由于公民素质低下，所以民主条件不成熟，不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民主制度，又导致公民素质无法提高，甚至还强化着臣民意识。

要打开“公民素质低――不能民主――公民素质低”的死锁，需要从开放公民有限的政治参与开始，然后逐级递升。在历史上，民主的准备有各种形式：非国家层面的民主（如地方自治、社团民主）；非政治形态的民主（如各种民间社团的民主、行业民主、社区民众对社区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设施的管理、法院的陪审团制度）；精英民主（如各种形式的贵族民主、限制公民资格）；民主权利的分级实现（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分离，先获得选举权，后获得被选举权；先开放某些边缘性政治机构，而后再扩大到核心的要害机构；民主机构或民意机构权力的逐渐扩大）等，这些有限的或非政治的民主都起到了培养训练公民的作用，从而为民主在后来的正式出现打下了基础。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篇6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1]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王昭。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价值体现[J].哈尔滨学院学报，(7).

[3]贝拉。宗教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正当性[M].134-135.

[4]孙仲。美国政治中的理想契约[J].浙江学刊，2002,(3).

[5]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6]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篇7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超前于民主文化发展而建立的民主制度被颠覆或废弃，权威主义政权卷土重来，民主化进程因而遭受挫折，但民主的经历仍然发挥了它公民教育的功能，给公民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它的印记。

根据S.H.亨廷顿的说法，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三次“浪潮”和二次“回潮”，每次浪潮中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继之而来的回潮则使其中一些国家退回到权威主义的轨道。但当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证明，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更容易些。

他指出：“在1974年到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而“在1974年实行权威主义体制，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大多数都没有民主的经历。”（4）他甚至说，在1974年要预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是否会转向民主，最好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过民主的政府。这就是说，有过一次失败的民主经历，就是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条件。失败的民主经历是一场演习和一次实验，在失败中孕育着最终的成功，为最终的成功作了准备。

如果因为民主的失败而摒弃民主的试验，或仅因为民主出现的某种混乱无序而放弃民主，就永远不会有民主，因为公民必须在民主制度下学习民主。为了民主的目标，这种混乱是必须经历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从1989年起，民主化浪潮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些没有民主经历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要艰难得多，其民主制度往往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民主。这些国家的公民需要在陌生的民主制度下学习民主，逐渐习惯民主，补上民主教育的课。

民主制度 篇8

。（二）民主推荐的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是已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经党组织较长时间培养、比较成熟的`拟作入党积极分子；民主推荐的发展对象必须是经党组织培养一年以上、基本符合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民主推荐中应注重突出生产一线人员和优秀青年、妇女等重点。（三）民主推荐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由党支部负责组织，一般每年年底或年初举行一次。可采用党员推荐、党小组推荐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推荐等多种形式，最后由支委会（不设支委会的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四）推荐发展对象时，党支部要在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年度考察的基础上，组织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测评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品德、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模范作用、工作实绩等方面，

制度

参加民主测评的党员数不少于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时可组织部分群众代表参加测评。民主推荐票数较高和民主测评情况较好的对象方可提交支委会（不设支委会的党员大会）讨论决定。（五）推荐28周岁以下青年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一般应从团员中产生；确定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必须经团组织推荐。团组织向党组织推荐发展对象时，必须形成书面推荐材料。（六）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推优”工作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坚持标准，确保质量。（七）经民主推荐并经党支部确定的发展对象，需报上级党委（总支）集体研究同意，方可列入年度发展计划进行培训发展。

民主制度的言论限制 篇9

民主制度的言论限制

一场讨论进行得如何 , 往往要看其参加者决定不说什么。为了避免破坏性的冲突 , 我们就不谈论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 老朋友们对有关以色列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 , 免得伤了和气。当然 , 掩盖有分歧的问题 , 可以视为一种预先审查 , 是逃避而不是交流。然而 , 羞于交锋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懦弱 , 因为它能够促成积极目标的实现。对敏感的问题保持缄默 , 我们就能够维持某些形式的良好合作和伙伴关系 ; 反之 , 则不能。

人在各种场合 , 从国际高峰会议到夜半幽会――或许也包括少有的`健忘病患者 , 都会出现策略性自查。在集体生活中 , 有许多事情不能提及。犯忌讳 , 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引起普遍的震惊和难堪。毕竟不应有人当众洗涮肮脏的内衣。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 , 即使爱饶舌的教授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们的酗酒或婚姻关系。这种免谈之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赏是容易解释的。原因之一是 , 没有哪一个群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人们不能同时谈论每一件事情 ; 生命是短暂的 ; 为了减轻认知的负担 , 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集中讨论不同的问题。

自缄其口的其他原因则不太普遍 , 但与民主理论的联系比较密切。有时 , 某个问题“说不得” , 是因为泄漏出来会冒犯重要人物或小集团 , 并且会极大地损害团体组织的合作精神。相反 , 如果一个群体避开了某一令人厌烦的问题 , 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只要盖紧闲谈的话匣子 , 讨论会的主持人就能够防止其生动的内容吸引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至少在当时。换言之 , 尽管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些警告 , 但克制可能是极有益于健康的。

若干初步的例证

在法律上 , 时效制度使历时已久的犯罪免受追诉。与此相似 , 不受法院裁判原则 (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 使最高法院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保持沉默。所谓“政治问题”原则 , 以及 , “案件与争议”、“成熟性”和“诉讼资格”都是“为决定不作出判决而设计的方案” ,(1) 这是一种策略 , 借此 ,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限定了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的范围。每一个机构在解决某些难题方面都有优于其他机构的条件。通过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 , 最高法院可以改善其整体功能。通过拒绝对某一政府行为作出支持或推翻的决定 , 最高法院可以避免作出可能损害其信誉且使其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判决。

学术团体同样要对可讨论而又相关的言论的范围进行调整。例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