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精选3篇》
诗是诗人对现实观念或世俗理念的不认同而感发的愤怒和不满。无论是离骚体、古诗体、近代诗还是现代诗都不过是诗的一种形式。为大家精心整理了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精选3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特点 篇1
1、文化艺术成就多样，各具特色
东晋的王羲之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集书法之大成，被后世誉为“书圣”；东晋顾恺之的人物画，线条优美，活泼传神，富有个性。
2、科技成就突出
如圆周率的计算、《齐民要术》、《水经注》等。
3、思想领域异常活跃
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在南北方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都打上了佛教影响的烙印。
4、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重要的文化成就，来自不同的民族，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风格。
5、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如南北民歌风格的不同，外来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南方重佛理，北方重形迹，南方佛教艺术多由寺院组成，北方佛教艺术多由信徒制作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大放异彩的原因 篇2
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
政治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互相学习，不断融合。
经济上，北方经济恢复发展，江南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开发。
这一时期社会思想也异常活跃，各种学说并兴，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篇3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8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西晋泰始(265—274)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毡”为絈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成风（《晋书·五行志》）。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再如胡服。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指鲜卑服饰）者”。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对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魏书》卷十九中《任澄王澄传》）。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携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齐书》卷二十五《王綋传》）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2年(582)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开皇初定七部乐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至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定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上述隋代九部乐，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乐对唐乐影响极大。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唐代影响颇深。
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从东汉末到隋代，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胡床的资料较多，当时汉族皇室、贵族和一般家庭，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多使用胡床。胡床只能垂脚坐，加之佛教东来跏趺坐（盘腿坐）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法，这在汉人生活起居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古代汉人的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变为高足椅子。同时人们的坐法，也由跪坐改变为垂脚高坐。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东晋南朝开始，至唐中叶以后完成（参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李济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说，认为”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输入，以及东来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这个假说已为史实所证明。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中指出，魏晋”五十余年中，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即佛教的玄学化。牟子《理惑论》对佛教玄学化开其端，支谦等兴佛教大乘若般学，大倡”本元”旨趣，与玄学家述《老》《庄》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核心命题相契合。西晋灭亡，玄学转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徒ㄖ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