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个人简历(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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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个人简历 篇1
一、 入党自传材料的作用:入党自传材料是要求入党的同志为了让党组织了解自己的成长过程、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政治情况而向党组织递交的介绍自己的材料。它的作用主要有两条:一是便于党组织尽快熟悉和了解自己。二是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在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时的主要依据之一。入党自传材料是发展党员工作中的一份重要材料,每个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要认真写好自己的入党自传材料。
二、入党自传材料的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1、本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曾用名、出生日期、籍贯、出生地、民族、现有文化程度、家庭现住址、现在工作单位和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何专业技术职称等基本情况。
2、本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主要包括成长经历、参加进步团体和民主党派的历史、学习简历、工作简历和历史上受到的奖励或处分的有关情况等。主要要求是:参加进步团体或民主党派的历史要写清楚参加的时间、任何职务等情况。学习简历要写清楚起止时间、在何处、学习的专业、任何职以及最熟悉你这段历史的证明人,前后时间要衔接。参加工作后的进修和各种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也应写入简历内。工作简历要求写清楚参加工作以后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起止时间、在何单位、任何职务和证明人等。
3、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和政治情况”:家庭成员系指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直系亲属,如父母、爱人、子女,还包括和本人长期在一起生活,曾受其抚养或由本人供养的其他亲属,如祖父母、未成年或已成年但仍在一起居住生活的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现在何单位、做何工作、任何职,是否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其它民主党派党员等要填写清楚,已去世的要注明何时因何故去世;已离退休的要填写原工作单位任职情况和政治情况,注明已离退休;在农村的要填写清楚在何省、何县市、何乡镇、何村务农。上述人员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应予以说明。
4、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职业和政治情况”:主要社会关系指本人的旁系亲属,如岳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伯叔姑姨舅、甥侄等,还包括和本人关系较密切或本人受其影响较大的亲友、同学等。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业、职务和政治情况都应填写清楚。主要社会关系成员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应予以说明。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入党个人简历 篇2
20**年6月13日,经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至今已满一年。按照的规定,我的预备期已满,为此特向党组织郑重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请党组织根据我在预备期间的表现,讨论通过我由预备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下面,我将自己在预备期的表现,向党组织作详细的汇报。
在一年的预备期里,我严格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争当模范,从而使自己思想、工作和作风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一年来,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党的崇高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通过学习,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我作为一名电力工人和预备党员。我拥护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水电工人的职业道德。一年来,我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在工作中,我严格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和职业道德,在单位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努力为党的水电事业多作贡献,一年来,我努力学习使自己的工作水平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过去一年中,我是一名电力工人,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配合队长搞好了队伍的各项工作。由于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在工作作风上,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过去,我在工作作风上比较漂浮,有时不够深入。这一年来,我坚持每天到工地指挥生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尽量往前赶,特别是三期围堰的填筑,提高了工期将近一个月。赢得了领导和工人的好评。
去年,支部大会在讨论我入党时,有同志对我有意见,这一年来,我针对自己的缺点,努力加以改进,基本上克服了这一缺点。同时,我努力团结同志,自觉维护集体利益,较好地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总之,过去一年来,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用党员的标准来衡量,我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工作中有时不够细致。对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如果这次我不能按期转正,说明自己还不具备一个正式党员的条件,我一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如果能够按期转正,我绝不骄傲自满,而是以此作为自己人生又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的征途上继续不断努力,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请党组织接受我的申请,并对我进行审查和考验。
申请人:
入党个人简历 篇3
本人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忠诚于党,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奋斗努力。我从小深受党的教育,从小树立对革命先辈的执着追求,并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这个远大理想,我一直努力到今天,入党的热情有增无减。
今天,我郑重地递交我的入党申请。平时,我会定期提交思想报告,同身边党员做交流思想,以使自己更快成长起来。在不断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漫长道路上,我洒下了无数汗水,耕耘出了自己丰硕的工作成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想入党的唯一动机。
作为一名基层干警,我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踏实做事。我永远记得自己作为一名警察的职责。我认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在群众当中树立良好的模范作用。为此我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学习实践,在单位领导与同事的共同帮助下,我在工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去年,我还被评为“全市十佳公安干警。”为了更好地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渴望得到更多的锻炼。我经常做批评、自我批评,我深知自身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理论学习不多,理论知识不能灵活运用,工作期间有事存在情绪化。但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学习,积极参与锻炼,不断完善发展自身素质。
在党组织关心和帮助下,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政治思想觉悟和整体素质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符合基本党员的标准,我在此申请入党。
如果组织批准我的申请,我不会骄傲,我将继续努力,为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而努力。如果党组织不能批准我的此次申请。我不会气馁,将继续争取,通过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申请人:
入党个人简历 篇4
〔关键词〕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D239;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100-05
①这本书全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俄文为: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最初书名是《联共(布)党史通俗教程》,也叫《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简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经由联共(布)中央审查,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于1938年10月正式出版。1939年在中国就出现了4种不同的中文译本,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中共党史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影响很大。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俄罗斯教育部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来,学界对这一著作再次表现出关注。相关评论参见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4章“2.社会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章世鸿《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等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A类课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3JD71003)
〔作者简介〕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慧容,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武圣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讲师,北京10087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一部著作。自20世纪30年代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为《教程》)传入中国以来,《教程》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近年来,对《教程》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探讨了《教程》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教程》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价值及其对中共党史编撰的影响。事实上,《教程》对中共党史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影响深远,〔1〕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主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教程》对中共党史中共党史记录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这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对于“中共党史”的提法,在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在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称为“中国共产党史”,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正式把它称为“中共党史”,简称为“党史”,后来这成为约定俗成的一种提法。参见宋学琴《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6页;牛崇辉《论蔡和森对创立中共党史学的伟大贡献》,《世纪桥》2012年第20期;胡孝四《论蔡和森的唯物史观》,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研究主旨的影响
对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主旨的影响,主要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两个方面来阐述。
任何一门学科创立的首要任务,都是确立研究对象,也就是明确学科的研究客体。《教程》在“导言”中这样描述: “本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描述。”〔2〕它框定了联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与观点。随着《教程》的正式出版并被引入到中国,其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中共党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学科。〔3〕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为中共党史,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党史研究也开始了。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还不如说是当时的中共党内领导人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进行宣传、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下的情况介绍与工作汇报。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对此进行了初步且有益的探索。如蔡和森在写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时,初步阐释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对象。他还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以党内生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机会主义的形成、发展阶段及产生原因与危害。〔4〕正是在《教程》这套思路的影响下,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进行的客观研究,不只是研究的那一部分,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5〕随着党史学界与理论界的不断努力研究与探索,使得中共党史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但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及其机制”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6〕
在斯大林主持编写《教程》之前,苏联历史 学家也曾编写过联共党史教科书,斯大林都不满意,“或者因为它们没有联系我国的历史来说明联共(布)党史;或者因为限于平铺直叙地描写事件和派别斗争的事实却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或者因为有结构不正确,对历史事件分期不正确的缺点”。〔7〕为此,联共(布)中央专门成立特设委员会负责《教程》的编写。《教程》出版后,长期作为苏联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决定了此后苏联史学概念体系的所有内容,主导了在上个世纪40-60年代的苏联史学、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向,而且一直影响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史学研究。《教程》导致苏联历史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僵化与长期停滞不前,致使苏联史学界内公式化、教条主义以及一些空谈占据统治地位。它阻碍了苏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诚如H・H・马斯洛夫所认为的:“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彻底崩溃,作为其思想体现的《教程》被抛弃之后,才有苏共党史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著作问世。”〔8〕然而,直至苏联共产党(布)丧失政权、苏联解体,苏联党史都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张静如先生所认为:“它(编者按,指《教程》)不是按照历史学科而是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弄错了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长期弄不清楚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是阻碍党史研究正常发展的内在因素。”〔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受此影响,该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没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学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研究进展顺利,成果颇丰。张静如明确指出,党史学科首先是历史学科,“应将中共党史视为一门历史学科纳入中国现代政党史的范围,主要采取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从事研究的观点被普遍接受”。〔10〕谢萌明、周一平也认为,应把中共党史划归到历史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三部分。〔11〕
二、《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分期影响
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共建党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党史研究也就开始了。学界一般将1938年以前的中共党史研究称为萌芽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又加上战争环境的影响,使得该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主体多为中共领导人,其研究也多为介绍情况和工作汇报。这时期的党史著作自觉地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方法,但却不能达到党史分期的理论自觉。尽管也有个别党史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分析。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初步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阶段,指出了从中共成立到党的三大是宣传时期,中共四大则开始向群众组织发展……〔12〕而随着《教程》传入中国,其关于联共(布)党史的分期方法对中共党史的分期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纠正苏联党史著作中“对历史事件分期不正确的缺点”,在《教程》编著过程中,斯大林对联共党史进行了分期,并拟定了编写大纲。他把1883年至1937年的联共(布)党史分为十二个时期: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时期(1883-190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时期即党内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出现时期(1902-1904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1904-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动时期即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期(1908-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运动高涨时期(1912-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即俄国第二次革命时期(1914-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17年4月-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年)、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期(1926-1929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1930-1934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时期(1935-1937年)。〔13〕这种分期方法突出了十月革命的作用,强调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苏联中心论。
《教程》的党史分期方法对中共党史的分期研究影响很大。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依据不同时期党的任务、打击的目标和党的路线政策的发展变化,把中共党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里将该时期的中共党史分为四个时期: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49)。〔14〕改革开放以来,张静如(1990)尝试了对党史进行“分期”,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具体包括萌生期(1924-1935年)、初建期(1936-1949年)、成型期(1949-1965年)、挫折期(1966-1976年)和复兴期(1977-)五个时期。同样对分期问题进行探索的学者周一平(2010)把党史研究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三个阶段,并将1921-1949年、建国后17年、“”十年这三阶段的党史研究分别称为“初创期”、“飞跃期”和“破坏期”,而把新时期以后的党史研究称为“成熟期”。〔15〕
三、《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影响
在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对于党史研究的重点及内容与《教程》传入之后有了很大变化。早在建党初期,蔡和森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就提出注重从思想路线、组织工作、重要会议、党内生活、党内精神面貌等多角度研究中共党史;他还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着重研究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发生、发展以及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16〕
《教程》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著史思路,对苏联党史研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宣扬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批判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生产不发展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17〕《教程》过分渲染领袖个人作用和党内斗争残酷性,这使得一段时期苏联党史的研究工作尤其突出“斗争史”。苏联党史集中在对俄国革命运动史和布尔什维克史的研究,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作为当时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1934年8月,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连续联名著文认为,历史教科书应突出强调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区别和深刻的对立性。〔18〕
《教程》对苏联党史研究的侧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程》充满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思想,尤其是到了“”期间,中共党史研究过于突出党内路线斗争、突出个人,把中共党史变成了路线斗争的历史、领袖个人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不仅研究深入、思想活跃、领域开阔、成果辈出,而且党史学科理论建设体系基本形成。党史学界在这个时期也不断反思。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首届研讨会于1987年11月在上海召开;时隔不久,《世界历史》编辑部于1988年4月底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改革新思维》的学术座谈会。其中,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市党史学会、《求是》杂志社、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思想研究所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于198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座谈会”最为突出。这些都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的不断反思奠定了基础。
四、《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形成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是中共党史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对研究方法涉及不多。但由于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及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运用到党史研究中”,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其著作中得以体现。比如蔡和森、瞿秋白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在萌芽与起步阶段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为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但是,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则出现了迷信与盲从共产国际的倾向,〔19〕这也无形中为中共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照搬《教程》中的研究方法埋下了伏笔。
从史学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教程》中有相当部分用史实为政治作诠释,并采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和“上纲上线”的阶级分析法,充斥着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争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权力话语”;它还美化、神化个别领导人,尤其是神化斯大林,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的党史研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经验化的影响,加上中共党史理论界一段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解,致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研究是以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存在。
因此,对于当前中共党史的研究,研究者“一定要详细占有资料,认真分析材料,得出恰当的结论;研究中共党史,也应当把中共党史的发展放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变化中去考察,放到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中去考察。研究中共党史,还应求助于历史辩证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用全面的观点,用相互联系的观点,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20〕同时,研究者还要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和现代西方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中有用的部分,“强调努力扩大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加强与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将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开拓出新的学术思路。”〔21〕上述这些,为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中共党史研究都应该大胆地吸取、借鉴和应用。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教程》的负面影响带给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教训意义。
综上所述,《教程》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的真理与谬误常常混杂在一起,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求实与求真的态度加以甄别,并且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态度对待它。当拨去附在它身上的“百科全书”、“百年终结”和“圣经”等诸如之类的光环后,如果我们能以“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与批判地超越”“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与批判地超越”是方克立先生对新儒学研究所持的态度,笔者拿来用于评价《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与看法。见邵汉明《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方克立先生访谈录》,《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363页。的心态来考察《教程》给中共党史研究带来的影响,才能够对《教程》有客观的评价,才能进一步推进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而这也恰恰是史学理论工作者责任与担当的体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需要以“一元统领”的原则与“多元互动与范式共生”方针,看待《教程》与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与启示,以达到中共党史研究创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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